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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陡增,如何应对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

作者: 经济学人 | 2020-04-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月9日指出,“由于新冠疫情,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下滑,或有17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出现负增长”。面对经济和社会潜藏的巨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掌握权威的信息管道,聚焦眼前的复杂问题,以变应变。《经济学人·商论》梳理了理解和应对新冠危机的三个维度,帮助读者构建前瞻未来和迎接剧变的思维框架。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爆发,为当下全球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给出了最好的注脚。什么是不确定性?简言之,就是未来发生不连贯、跳跃式的变化,未来的变化不再基于过往趋势的预测,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并无法推导出未来突现的黑天鹅。换句话说,未来的变化不一定是线性发展、有规律可循的。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得对此给出一个经典定义——“未知的未知”,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发展,谁也无法预期。没有人能够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做出充分的预案。有预案的前提是有预期,是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梳理出未来的可能性。显然,新冠所带来的严峻公共卫生冲击以及为快速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而被迫令经济和社会生活停摆的现实,没有人能给出成型的预案。走一步看一步,聚焦眼前的问题,以变应变,成为必须。理解不确定性,其实是理解复杂世界中多种变量在互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怎样对这些“涌现”出的新情况随机应变。理解不确定性的另一条思路则是:面对新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存在“抄作业”。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因为当地情况以及公共政策应对各异,会产生千差万别的情形。

新冠疫情引发的蝴蝶效应

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蝴蝶效应”。我们常说的蝴蝶效应,以巴西上空蝴蝶翅膀的扑扇导致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飓风来袭为例,很形象地描述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出现“非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英国足球超级联赛就是一个好例子。在2018年12月的书评《他们自己的联赛》中,《经济学人·商论》介绍了《俱乐部》(The Club)这本书,分析英超为什么会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足球联赛,它的成功与全球化和IP的商业运作有什么关系。在疫情爆发之初,很少有人会想到英超这样的顶级联赛也会受到影响。在商业上,英超已经脱胎换骨,有三方面的主要收入来源:门票和周边收入、全球转播权的收入、以及企业的品牌赞助。甚至顶级球队成绩的波动对业务的影响也不大,只要一线球队不至于无法参加欧冠,二线球队能保级就行。

但是英超球迷没有意识到的是,新冠疫情会让自己支持的球队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一开始,英超的选择是闭门比赛,损失一些门票收入,但能确保转播权和企业赞助。可是随着疫情的快速蔓延,比赛也无法举行了,联赛完全暂停,所有收入骤然清零。球队开始跟球员谈判减薪,因为连基本的团队训练都无法展开。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出台纾困政策,球队开始“暂时解雇”(Furlough)大部分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失业救济,这么做能帮助球队节约成本。而这一做法又带来潮水般的批评。在还没能和明星球星谈拢到底减薪多少的当口,“暂时解雇”大量工作人员把困难推给了政府,显然不符合“共克时艰”的精神。商论本月的熊彼特专栏四月刊《你暂时被炒了!》中就指出,受到疫情直接冲击的酒店和零售集团,如果要“暂时解雇”服务员和售货员,收入高出许多倍的高管一定会减薪来表示自己和员工“同舟共济”。唯一让某些俱乐部有可能“因祸得福”的是,今年球员的转会市场大概率会是“捡便宜”的好机会。一些过度扩张的球队可能不得不在转会市场上低价甩卖明星球员,而让强队在市场上捡便宜。蝴蝶效应不只发生在足球界,好莱坞也是新冠次生灾害的重灾区。首先受损的是电影院线。在可预见的未来,电影院作为人群密集的场所都不可能开放,让院线的收入归零。在线流媒体是否会成为大赢家?短期而言的确如此,全球一半人宅在家里,让白天的宽带网络不堪重负,奈飞甚至宣布在特定市场减少流媒体的清晰度来确保网络的顺畅。同时可以想象,排片在第二季度甚至第三季度上映的影片,如果无法推迟上映的话——推迟上映的前提是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都能够承受收入递延的风险——就可能卖给在线流媒体发行,就像大年初一在线上映的《囧妈》那样。

虽然抗疫对于在线流媒体短期是巨大的机会窗口,但从长期看,如果疫情无法快速解封,则可能带来供给侧的断粮危险。在线流媒体平台都有一些尚未上映的电影和电视剧的存货,但是只要到好莱坞去看一下就知道,所有片场都已经停工,在拍剧集和新片全部暂停,与拍片直接和间接相关的行业,无论是编剧、美工,还是交通餐饮,很多人都是“暂时解雇”的状态。新冠引发的实体行业大萧条,可谓触目惊心。二

压力测试下,谁在裸泳?

因此,新冠危机的爆发,对于全球商业而言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压力测试”。在这一测试中,不只会“优胜劣汰”,而且可能直接把本身健康但缺乏抗风险能力的业务也一并淘汰掉。“危机到来,才知道谁在裸泳”,用这句老话来描述此次危机十分贴切。它会刺破许多泡沫,有些泡沫是便宜的资金吹出来的,有些则是基于某种习以为常的假设。当危机彻底改变这些假设之后,必须做出断然的改变。近年来高度繁荣的海外留学市场就面临着疫情的巨大考验。目前,中国海外留学生有160万,因为新冠而滞留在国外的仍然有140多万,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数字。一方面,它体现了在全球化和教育产业化(包括接收小留学生的初等教育和高校)的推动下,留学已经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庞大产业;另一方面,新冠也暴露出这一产业所面临的挑战,如果全球化暂时停摆,过度扩张的教育产业就可能是“裸泳”的那个。英国显然是教育产业化的能手。商论18年十月刊文章《梦想新塔尖》就对英国教育产业化做出了详尽的分析。我们所无法预料到的是教育也会因为新冠疫情停摆,而这种停摆以及后续全球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剧变,有可能让出国留学不再是中国学生的首选,从而挑战全球教育产业化最根本的假设前提。新冠让英国过度扩张的教育产业在潮水突然退出之后露出丑陋的真相。一些英国大学在过去十年本科生人数翻番,完全是大跃进的势头,主要的新增生源来自中国。为了快速扩张,这些大学用高薪聘请营销能手担任负责招生的副校长,市场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张好几倍,员工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教授和讲师的增长速度。为了更好地吸引留学生,这些大学有的选择放松入学标准,有的甚至通过向留学中介机构提供回扣来刺激增长。

新冠的冲击让快速过度扩张的一些英国大学面临困难,停课、留学生的离开、新学年招生的停滞,立刻把一些借债发展过度产业化的大学推向了破产边缘,有些大学直接向政府要求救济。这让政府陷入新的“道德困境”:本质上教育是不应该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本身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大学如果像企业一样因为过度扩张而在危机时倒闭,正在读书的学子怎么办?校友怎么办?之前颁发的毕业证书还有含金量么?同样,如果政府因为大学的“公共属性”而给予过度扩张的大学以救济,那会不会带来“道德风险”?三

应对剧变,该怎么办?

对大多数行业而言,新冠不仅是运营层面的压力测试,也在战略上迫使企业做出痛苦但必须的结构调整。危机如果说有什么益处,那就是让需要调整的问题尽早暴露,帮助企业快速做出艰难的决策。受新冠危机冲击最直接最猛烈的航空业就是一例。商论三月刊新冠系列报道《飞行风险》重点关注了航空业所面临的困境。汉莎航空应对需求骤减几乎停摆的危机,做出了运营和战略层面痛苦但必要的调整。运营层面,它选择退役四十多架客机。退役陈旧的波音747和空客320可以理解,但是8架空客380巨无霸客机也在退役之列还是令人略感意外,毕竟这些飞机服役年限并不长。空客在去年宣布停产380(参见文章《坐在前面的人》和《重启空客》),正是由于全球航空业的大变局,点对点直飞取代了枢纽航空成为新趋势,对巨无霸飞机的需求骤减。

航空业在可预见的未来旅客数量很难回到危机前的水平,退役巨无霸飞机就成了最合理的选择,也再次证明空客二十年前选择开发380飞机是战略误判。汉莎决定关闭旗下的廉价航空德国之翼,同时收缩另一家廉航欧洲之翼,明确了战略收缩的意图。此前进军廉价航空,一方面是对欧洲新兴的廉价航空的应对,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巨型航空公司多元化拓展的野心。危机当下,壮士断腕,专注主业,则预示着航空业剧烈和痛苦整合期的来临。

● 追踪新冠危机的持续思考 ●

危机当前,大潮加速冲刷着世界的方方面面。适者生存,直面不确定性并破解新难题的能力会变得愈发重要。

产业会被颠覆,众多公司会被淘汰甚至面临“突然死亡”,习以为常的商业模式可能就此消失,如何适应剧变甚至在其中找到机遇?

远程工作兴起,旧办公模式的低效环节难以为继,未来的职场和工作形态将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怎样才能做出相对准确的预判?

如果抗疫转向长期,从生活到发展,你又打算如何应变?追踪新冠危机,上述的问题需要持续思考。在抗疫与应对危机的海量信息中,掌握全球视野和深度思考的读者更能占得先机,前瞻这一快速变化的世界。你的信息管道决定你的命运,拥有177年历史、获得全球百万精英读者青睐的《经济学人》恰恰是这一重要的管道。《经济学人》会持续深入探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在瞬息万变的当下,《经济学人·商论》持续双语同步《经济学人》新冠系列报道,帮助你构建应对剧变的思维框架。抗疫关头,欢迎更多读者参与到《经济学人》在177年前就发起的“推动发展的智慧与阻碍进步的无知之间的激烈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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