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武汉一线医护：从发热门诊转战康复驿站，“不被理解”最难受

继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之后，“康复驿站”成为武汉疫情拐点的新名词。尽管它“出道”时间短，名气也不如前三者大，却承受着从各个医院及方舱释放的压力。那些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在回家之前，需要来到这里进行最后的14天隔离观察。

位于洪山区的武汉科技会展中心，便是首批康复驿站之一。此前，这里按照方舱医院的规格进行了改造，但由于疫情缓解，需要进仓的人数减少，一直没有对外开放，直到3月6日，作为康复驿站启动使用。

从发热门诊转战康复驿站

陈琬玲是首批进站的11名医护人员之一。在疫情爆发之前，她还只是武汉市武东医院的一名妇产科护士。武东医院的别称是“武汉市第二精神病医院”，是武汉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直管的公立三级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收治了大量的精神病患者。

1月3日，武东医院被列为发热门诊定点医院。起初，考虑到医院条件有限，且担心院内的精神病患者被感染，因此没有把武东医院纳入定点收治医院，只开放了一个发热门诊。但后期由于需要留院观察的病例太多，1月19日，陈琬玲所在的妇产科病房被改建成了隔离病房。与此同时，陈琬玲被调配到发热门诊协助工作。

对于一家以精神科为主的医院来说，参与新冠肺炎的救治工作的挑战不小。据陈琬玲介绍，武东医院的发热门诊主要由急诊科主任领头，带着妇产科、中医科和外科主任在看诊。

护士们的压力也不小。“刚开始我们装备不齐，防护面罩也没有，口罩也是颜色各异，后来妇产科的医生学会了核酸标本采样，操作越来越熟练，用惯了中心供氧的护士滚起氧气瓶也得心应手。”回忆起最初参与疫情救治工作的手忙脚乱，陈琬玲感慨万分。

3月3日，为了保护院内的精神病患者不被感染，武东医院宣布将关闭发热门诊，并进行封闭式管理，不再对外接收任何病人。陈琬玲和其他10名发热门诊的同事则接到通知，要被外派至武汉科技会展中心，参与康复驿站的医护工作。

武汉方舱医院近日悉数关闭的消息振奋人心，陈琬玲原以为留给康复驿站的只是简单的收尾工作，却没想到，这是一个比发热门诊工作强度更大、管理难度更高的“战场”。

在这里，医护人员被严格要求，不能称这些出院的人为“病人”或是“患者”，而要称之为“康复者”。也不能称武汉科技会展中心是“XX舱”，而是称为“康复驿站”。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康复者的日常起居和医疗护理。

尽管医护人员谨小慎微，但由于站内医疗环境简陋、患有基础疾病的康复者众多、药品配备不全、医护人员紧缺，被隔离在此的康复者微词颇多，更有甚者对医护人员恶语相向、大打出手。

以下为陈琬玲自述：

状况不断的“闹剧”

这几天工作下来的感受就是“身心俱疲、状况百出”。3月5日，没有欢送会、没有横幅也没有鲜花掌声，我们11名医护人员被派往武汉科技会展中心。第一天主要是熟悉环境和提前准备物资。3月6日，正式对外接收康复者。

由于没有在隔离点工作的经验，我们当天焦头烂额，一直忙到凌晨两点多，接收了120多名康复者。到3月8日，接收的康复者已经超过250名，但只有11名医护人员。根据官方要求，50个康复者应配备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按照250人的规模来算，我们人手远远不足。

在人员安排上，我们妇产科主任驻守在指挥部，负责对内对外联络；护士长和其中一名护士负责白天的登记工作；另外8人排了4个班，每个班2人。我排到的是晚上11点到早上8点的夜班，但实际工作时间不止于此。因为值完夜班还要去查房，等工作结束一上午就过去了。

从其他医院或者方舱出院的康复者，通常会在每天中午被转送到站里来，这也是我们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3月7日中午，站内只有3名医护人员值班，我和一名护士在分诊台负责为入住的康复者进行登记，另一名医生则负责康复者的转运和安排床位。

中途一名已经入住的康复者按了紧急呼叫铃，由于当时实在支不开身，就去得晚了一些。那名康复者冲着我们大喊：“你们隔这么久才过来看我，我要是死在这里，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向其道歉并解释了情况，但并未得到理解，对方情绪非常激动，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拨打110，让警察过来做了协调，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这样的“闹剧”并非个例。由于站内药品配备不充足，很多患有基础疾病的康复者的需求无法及时得到解决，医护人员成为他们发泄的出口。一名患有高血压的康复者，因为我们给了他一个替代药而大发脾气，说这个药他不吃，还把药扔到医生身上。

我们也很无奈，考虑到该康复者当时血压很高，情绪又很激动，担心这样下去会出问题，于是联系了指挥部，提出是否可以将其转至医疗条件更好一点的隔离点。获得指挥部的同意后，我们为那名康复者填写了转接资料。结果对方不仅把资料给撕了，还把碎片往医生脸上砸。

“不被理解”最难受

康复者有情绪，我也能理解，但实在没有过多的精力去调解，该向上面反映的都已经反映过了，目前在等待解决中。

据部分入住康复者反馈，他们出院时曾被承诺，隔离点是酒店，单人单间且有独立卫生间，但过来之后发现这边是按方舱的规格建造的，因此心理落差很大。也有康复者称，“是癌症做完手术转过来的”或是“ICU直接转过来的”。还有一些年老体弱者下不了床，生活问题多有不便。

不少康复者患有基础疾病，尤其是以内科疾病为主，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但站里现在主要是妇产科的医生，只有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中医科的医生，药物配备也不是特别充足。我们已经向指挥部申请，希望有相关专业的医生过来支援或者给予专业指导。

康复驿站的医疗条件有限，如果有突发情况，只能进行最基础的人为抢救，我们为此提心吊胆，能做的就是每天早上坚持把房查完，把康复者的需求记录下来整理汇报。但因为康复者实在太多了，各种需求都有，没有办法一一满足，所以每天都会被康复者围着问个不停。

3月9日，指挥部又派来了15名医护人员增援，但目前人手依然紧缺。后期我们会尝试在站内招募一些没有基础疾病、身体状况良好的康复者做志愿者，协助我们做一些基础工作。目前有一个场馆改建时就来过的志愿者在帮忙，我们目前也不是很清楚，外面会不会有人愿意来做志愿者。

目前站里接收的康复者已达262人。从1月份参与防疫工作以来，内心从来没有这么崩溃过，原来不被理解的感觉最难受。虽然刚开始在一线真的是天天哭，看到病人哭，看到家人哭，看到新闻哭，想到自己哭，后来慢慢麻木了，安排住宾馆跟家人隔离了，不看新闻了，也不多想了。

医护人员真的很不容易。我去年9月份做过经皮肾镜手术，医生嘱咐我要多喝水。站里有一个医生之前肾破裂，现在只有一个肾，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另一个医生自己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家里也有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才两岁。值得一夸的是，我们护士团队还有3个90后的小伙子，做事认真又仔细。

我们不求感同身受，只求“理解万岁”。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记者 蒋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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