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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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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贩子”逃跑摔伤索赔38万,法院这么判!

“号贩子”逃跑时摔成十级伤残,索赔38万,法院怎么判?出海捕鱼撞上一搜远洋渔船,损失怎么办?“千年柿乡”的柿农们,却为一张发票发愁……

今年,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长安君聚焦典型案例,解剖麻雀,和你一起探寻新时代解开社会矛盾的金钥匙之一——“运用法治”。

“号贩子”摔成十级伤残,索赔38万

“我一个正常的就诊患者,你对我进行暴力侵害是违法的!”“那阵儿医生已经下班了,他还没挂号。手里还有打广告挂号的卡片,根本不是来看病的。他以前经常来这‘倒号’,都抓过他挺多回了!”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现场剑拔弩张。时间倒回到2019年6月27日。那天中午,保安员杨某在北京某医院执勤巡逻时,发现疑似“号贩子”韩某。韩某看到保安后,马上向医院北门奔跑,杨某随后追赶。没承想,韩某在奔跑过程中,跌跌撞撞地连续摔倒了两次。最终被保安杨某在医院后门通道处,用手臂和身体“拦住”了。韩某再次倒地。左腿骨折,十级伤残——这是医院诊断后的伤情报告。“我要求医院、保安公司和保安员,一并赔偿我各项损失38万!”韩某不干了,这才导致文章开头那一幕。韩某算正常就医还算“黄牛”倒号?保安阻止过程中,对方受了伤,法律怎么判?法院的答案是四个字——运用法治。“同情弱者是人们的朴素情感,但所有同情的获得,都是以遵守秩序和规则为前提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林涛说。

西城法院一审宣判:保安杨某对可疑人员韩某进行查证和控制,处置得当。韩某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驳回韩某全部诉讼请求。后韩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运用法治,还意味着“人民法院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日前,位于北京西城的一家培训机构因经营不善而破产。该机构以外文戏剧培训为主营业务,拥有多个校区和众多学员,家长们纷纷要求退费,进而引发一起群体性纠纷案。“老百姓到法院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绝不是来‘走程序’的。”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实质息诉,应该是该法院“全周期”诉源治理工作法的目标所在。于是,西城法院立即组织召开了各部门法官共同参加的专业法官会议精细研判,还约谈了培训机构负责人,实际了解到该机构的资金流水、股东“救企”心态、实际履约等情况。此番“体检”之后,法院结合诉讼成本、经营口碑等因素,开出的药方是——鼓励企业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回应学员合理诉求。同时,积极创新采取“前端速裁庭室出具示范调解,后端精审庭室出具示范裁判”的解决思路。

“就是统筹调审节奏,引导尚未起诉的涉案当事人参照示范裁判结果,无需立案,即可与企业完成解约及退赔手续。”“目的是,不仅帮助群众快速解决难题,还能减轻不必要的诉讼劳累。”西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毕菲这样解释此项创新。近年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探索出源头防讼、多元化讼、实质息讼的“全周期”诉源治理工作法,完善预防为先、非诉挺前、诉讼托底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有效减少诉讼增量,提升治理效能,助力实现大城善治。

远洋渔船即将出境,碰撞损失怎么办?

“运用法治”这把金钥匙,不止体现在诉讼环节。依法调解,才能真正定分止争。2022年12月26日,一艘宁波籍远洋渔船在舟山市沈家门渔港与沈家门街道所辖“浙普渔62032”船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后者船体进水,渔获物损失。事故后,该远洋渔船已驶离现场,出境了!难道任由对方离开,损失自认倒霉?“浙普渔62032”的选择是——向属地街道求助并申请调解。街道立即作出安排:由“海上老娘舅”实地了解情况、及时收集证据。通过“智控港区”平台调查事故发生时间及海域位置,并及时与渔业、海事部门对接,查询航行轨迹,获取这起事故中“已出境船只”的详细信息。

困难接踵而至:“因该远洋渔船已在出国生产作业途中,若再回港接受处理,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若不召回该船,则无法定损,纠纷调解难度大。”

怎么办?普陀区社会治理中心来牵头。由宁波海事法院自贸区海事法庭、区海洋与渔业局、属地街道等部门,对案情进行会商研判。结论是:“考虑对方船只可就近靠岸,委托国外的保险公司进行勘验,确定‘两地估损’调处方案。”

经双方及各自保险公司对受损船只进行勘察,由水产行业协会参与定损指导,“就船体损失及渔货物损失达成了一致”。宁波籍远洋渔船随后经新加坡保险公司勘验,也出具了验船报告。

另一个困难随后到来:双方对事故责任存在分歧。

调解员“见招拆招”,邀请渔政渔监部门作出初步责任认定意见,几经协商,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通过“海上共享法庭”,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并共同向宁波海事法院自贸区海事法庭申请司法确认,由该法庭出具民事裁定书。属地街道落实跟踪回访,敦促双方积极配合办理保险赔付事宜,2023年1月15日,距离事故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双方均已履行完毕。近年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与江苏、宁波等10余个省内外沿海涉渔地区建立人民调解跨域协作机制,设立“海上共享法庭”,带法出海、依法调解,三年共处置海陆各类纠纷4500余起,涉及金额4435万余元,海上矛盾纠纷调处率达98.8%。

“千年柿乡”为一张“税务发票”发愁

“运用法治”,还意味着广泛引导和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农田山野柿树遍地,农机开进林中,一树一树的柿子从枝头落进车厢、落进筐里,或做成柿饼,或打包直发,运往全国各地。这是“千年柿乡”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每年秋天都会上演的场景。接踵而至的,是柿农们为“税务”二字发愁。“人倒是等得及,树上的柿子等不及啊!”一度,开发票问题难倒了农户,往镇上跑一趟少则半天,多则几天。矛盾如何解?富平县充分运用枫桥经验,按照政法统筹、司法指导、税务主责、部门联动的思路,在“千年柿乡”实现了“群众政策咨询有人答、反映问题有人管、法律援助有人帮。”比如,针对“柿农发票管理”等简单争议,富平县税务局开出的药方是——推行“一站专调”工作法,手把手教学、现场调解。“咱们多跑一趟,老百姓就能少走几十里路。”在柿饼销售旺季,富平县税务局推出了“柿”管家服务。一辆辆车,一队队人,在田间地头手把手为农户讲解手机开票操作流程,为农户们答疑解惑。一天跑遍3个村镇是什么体验?富平县“柿”管家的税务干部有着很深的体会:“晚上回家,皮鞋底下都是泥,家人都说我快成‘柿子专家’了。”从“单打独斗”到社会协同,从传统粗放到共治共享,富平县解决涉税矛盾纠纷的精髓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精准细化争议纠纷类别。”怎么实现精准细化?富平县总结出一句口号:“简单争议现场调、一般争议团队调、复杂争议联动调。”前述柿农开票的例子,就是当地通过“力量下沉、关口前移”,来现场化解简单争议的注脚。

“我们企业今年的应缴费额多出9180余万元,这怎么可能呢?”在税务窗口,有人大声提出异议,引来许多办事群众侧目。

“同志你先别急,我们十分钟内处理答复!”因为涉及部门多,税务局立即开通绿色通道,集中抽调调解员三名,对接两个层级、三头碰面。经过确认,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和财政部门没有及时向税务部门移交相应单据,核算金额无误后,税务机关立即依法为企业办理了“解缴”业务,在最短时间内消除了异议。

为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富平县创新设立了税费矛盾调解委员会,下设税收普法、事项收集、争议调解、法律咨询、智慧枫桥等窗口。仅2022年,全县涉税费投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较2018年就分别下降85%和100%,基本做到了将90%以上的涉税争议就地化解。

运用法治,就是要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纳入法治轨道,在法律框架下分清是非、在权利义务统一中判断对错,从根本上实现定分止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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