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笔杆人的责任：纪念叶圣陶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一百周年

文/叶小沫

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我的爷爷叶圣陶经朱经农先生介绍，进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工作，正式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一九八二年，爷爷为刚刚创刊的《出版史料》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和商务印书馆》。人们常常引用的爷爷的那句：“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我当过教员，又当过编辑，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这句话，就写在文章的一开头。爷爷认定“我的职业是编辑”，他最认可最看重的，也是他干了一辈子的编辑工作。爸爸叶至善曾经说过，人们在介绍爷爷的时候，常常会说他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可就是没有人说他是编辑家。看来爸爸觉得，爷爷这一生做了很多事情，可付出最多贡献最大的，是他在编辑工作中的成就。人们对他做的其他一些事情，都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偏偏在对这件事情上，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今天我说这些，不是想为人们给爷爷的那些称谓重新排排队，而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尤其是编辑出版界的朋友们，更重视对他编辑出版思想的研究和探讨，希望在这方面能有一些新的收获，使它能更好地发扬和传承。单从这个意义来说，咱们今天开会，专门纪念爷爷从事编辑工作一百周年，是挺正确和必要的。

还是在《我和商务印书馆》的这篇文章中，爷爷说他的编辑工作是进了商务才开始学习的。记得第一次做校对的时候，校样上漏了一大段，他竟没有发现，被一位专职校对看出来，把校样退给了他，他才知道编辑不好当，丝毫马虎不得，必须认认真真地一边干一边学。这次教训爷爷记了一辈子，从此以后，“认真”这两个字他记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爷爷简要地回忆了他在商务印书馆做的事情：大部分时间是在国文部，编辑中学生的国文课本和国学丛书，曾经代替郑振铎先生编过一段《小说月报》，还和金伯华先生一起编过一段《妇女杂志》。爷爷在商务印书馆一共工作了八年，八年的时间不算短。

一九三〇年，爷爷应外公夏丏尊先生的邀请，离开商务印书馆，转到开明书店做编辑。那时候的开明书店开张才四年，虽然不及商务和其他一些大书店有名气，可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多，他们充满了朝气，一起建设开明，发展开明，使这个最初靠两千多块钱起家的小书店，在那个年代站住了脚。爷爷在开明书店工作的这二十年，无论是在编写语文课本，编辑《中学生》杂志，出版各类图书上，还是在建立作者队伍，培养年轻编辑上，都做得风生水起，成了开明书店的灵魂人物。

一九四七年，在听到同业中有人夸他们开明书店办得好，听到读者夸他们开明书店书出得好的时候，爷爷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值得干下去的事业》。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事业的总称叫三百六十行，我们在三百六十行中拣定一行书业，把我们的心力岁月花在上头，而居然得到好评，足见我们拣定这一行是不错的，是值得永远干下去的。”他又说，“无论干什么事业，最怕没兴致，动手想问题都勉强，全是为了吃饱肚子。干得高兴却完全不同了，在干的本身就有乐趣，不但乐于干，而且觉得非干不可。我们已经到了乐于干，非干不可的地步，这是我们最可以自慰的。”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得来，爷爷对自己选择了做编辑这一行非常满意，已经热爱的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于是他兢兢业业地干了六十五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建国后的一九五〇年底，爷爷被人民政府任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直到一九六六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为止，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了十六年。在这十六年里，编辑全国中小学生的统一教材，不断修订不断提高教材的质量，是爷爷天天都在做的一件事。十年“文革”，爷爷中断了他编教材的工作，直到十年之后，他才又开始了编辑工作，又开始看稿和改稿了。有些文字是自己的，有些文字是别人的，只是没有参与编写教材了，虽然不再编辑教材，他可从来没有忘记这件事，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

说起爷爷的编辑工作，大多离不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这三个单位。

一九八五年，人们教育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周年，爷爷特意为此写文祝贺。文中写出了对教改和教材的关注和思考。文章的开头他充满感情地说：离开人民教育出版社快二十年了。可见他依旧怀念在人教社的那些日子，他的心也从不曾离开过他的编辑岗位。在回顾了这二十年的经历，爷爷提到了他一直在关心的老话题，贴心地和自己的同事们说：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我是在病床上听家里人念的。我一边听一边想，如果我年轻二三十岁，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样，还在人教社和同志们一起工作，面临这场伟大的改革，咱们应该在那些方面着力呢？我想中小学课本恐怕得修订或者重编，还要注意各科之间的互相联系和配合，避免重复和累赘；要从内容、方法、效果这三方面进行改进。然后爷爷对教材要编成什么样才算是达到了标准：最终要做到让老师便于教，让学生乐于学。听了上面我念的爷爷说的话，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一些感动。一位已经九十一岁，常常要躺在病床的老人，他心中时时惦念着的，却依旧是教材的编辑工作。他想跟上祖国教育改革的步伐，提出要在那些方面对以前的教材进行改进，他甚至想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和同志们一起肩并肩的战斗，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想想看，对自己的编辑工作这样满怀深情，这样执着的老人，怎么能不让人钦佩和感动。我看到这里禁不住流下热泪。

郑振铎先生写过一篇《编辑是什么?》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老实说，拿笔杆的人，实在并不曾忘却他们的力量与责任。他们相信，人类社会之需要智慧，也正和他们之需要粮食一样迫切；特别在今日文化落伍，知识未开的中国，拿笔杆的人们的责任，似乎比一切都更重要。……为了人类，为了中国，他们都是不能放弃了这些明显的摆放在他们面前的责任的。……在这个急骤变动的大时代里，我们的责任是不很轻的。”

我想：爷爷正是郑先生笔下的那种“拿笔杆”的人，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六十多年，所看重的，所依据的，正像郑先生说的那样，是他从不曾忘却的力量和责任。他把自己融入了国家和人民中，与国家的命运相关，与人们的利益相连。他把自己的责任、自己的热情、自己的爱与憎，自己要与国家和民族生死与共的精神，全都融入了他所热爱的编辑工作。无论是在旧社会的战争年代，他为徘徊在歧路上的少年编《中学生》杂志的时候；还是在建国以后的和平年代，他都从未忘记过自己肩负的责任。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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