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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深,被年轻人抛弃了吗?

作者: 智本社 | 2023-05-28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关注智本社视频号,每天(工作日)18:00-19:00,《清和直播间》,清和社长直播,分析当日财经话题和经济走势。

各位社友好!欢迎来到清和直播间,我是清和。今天是第三期,我们讲一个很多人关注的城市话题:《北上广深,被年轻人抛弃了吗?》。

现在城市竞争很激烈,年轻人很迷茫,去北上广深,还是强省会,还是留在三四线城市?

01离开北上广深的年轻人,又回来了

最近,深圳市统计局发布了一组数据,去年深圳常住人口减少了1.98万人,这是深圳市建市以来,常住人口第一次出现负增长。这条信息很快就上了热搜,引起了广泛讨论。我们知道,深圳是全国人口流入的第一大城市。我来到深圳已经十多年了,人口增加了七八百万,疫情之前,人口增速常年全国第一。每年年初和毕业季,在地铁上都可以看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拖着行李箱来到深圳。这座包容的城市,可以说是全国人口流动的风向标。

去年,深圳的人口涨不动了,是不是代表一种风向:年轻人正在抛弃大城市、抛弃北上广深。

一查数据,果然,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人口都在下降。去年,北京常住人口减少了4.3万人,上海减少了13.54万人,广州减少了7.65万人。

去年人口增长最多的城市,是长沙、杭州、合肥、西安、南昌、昆明、武汉、郑州、青岛、济南。全部都是内地城市,多数是中西部城市。

这么一对比,市场上的争论就大了,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声音:

一种是拍手叫好,认为北上广深对年轻人不友好,房价高,只能住城中村,工资不高,加班还多,看不到希望,也过不好当下。以前有个说法叫年轻人“逃离北上广深”,现在是年轻人抛弃“北上广深”。

还有一种声音是不以为然,认为人是跟着市场跑,内地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年轻人还是会回来,还认为最终离开的人也是一线城市激烈竞争和淘汰的结果。最终,人口会不断地往北上广深及周边集中。

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想,这两种声音都不准确。我们看,去年北上广深人口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北京和上海是人口缩量发展的城市,也就是主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从2017年开始,北京人口连续六年负增长了,上海在2015年和2017年也出现过人口负增长。我们知道,北京和上海的入户条件都非常严格,很多人想进去进不去,而不是这两座城市没有吸引力。

第二,去年北上广深人口减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疫情。

去年,北京、上海和深圳的防控应该是最严格的。一方面很多企业减少了用工需求,另一方面这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返回老家。

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去买打包的寿司,店员是一位女性,年纪可能跟我差不多,她看着我女儿说:“你们能带在身边多好”。这话,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她解释说,她的女儿跟我家的差不多大,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暑假也过不来,老家的房子里装了监控,每天只能在手机里看。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是四川人,有点想回成都打工,感觉小孩太可怜。

所以,疫情影响是很大的。疫情之后,今年北上广深的人口又反弹,很多人又返回来了。

我们看,今年2月到3月,百度迁徙地图的数据显示,全国四大热门迁入城市就是北上广深。

广州市统计局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去年12月广州市流出的人口基本已经返回,回流率达94%。

再看深圳。自从今年开工以来,深圳地铁客流数据持续创记录,2月份突破800万大关,4月28日达到887万人次,再创历史记录。深圳人明显感受到,地铁拥挤了不少,城市恢复了之前的热闹。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口不断地往北上广深集中呢,或者往长三角、珠三角集中呢?

02过去十年,强省会崛起,北上广深吸引力下降

我们需要跳出疫情来看这个趋势。

把时间拉长来看,从2010年到2020年,跨省流动人口从5500万增加到8200万,增加了49%;省内流动人口从7800万增加到1.9亿,增加了143%;跨省流动的人口占比从41%下降到30%。

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深圳和广州的人口增速明显下降,但是成都、杭州、长沙人口增速是上升的,同时郑州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人口增速。像四川、河南这种人口大省,人口明显向省会城市集中。

我们具体来看农民工的流向:2011年开始,省内流动的农民工规模超过跨省流动的农民工规模,而且十年来差距持续拉大。跨省流动农民工增速从2015年开始进入负增长,到2021年占比下降到41%。

可以看出,这十年,人口流动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跨省、远距离的流动增速明显放缓、规模下降,省内流动和回流成为主流趋势。外出务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不像以前一样扎堆长三角、珠三角,不少留在本地、本省地市以及省会城市工作。

为什么呢?剔除疫情这个因素,是不是北上广深、长三角珠三角的人口吸引力下降了?

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产业转移。

人口跟着市场跑、跟着产业跑。过去四十年的城市化大潮,主要是农村人口往城市流动。为什么往城市流动?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有市场、有产业、有工作、有钱赚。前面三十年,产业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尤其是吸纳就业众多的制造业。最近十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向内地人口大省的省会转移。郑州、成都、武汉、合肥都在实施强省会战略,承接产业转移。人口也就随着产业转移流入这些省会城市。

最典型的城市是深圳和郑州。数据统计,2017年深圳市迁出制造业企业463家,2021年增长到4344家。迁出的制造业企业去哪儿了?比如深圳富士康转移到郑州,富士康以及上下游给郑州带来几百万的就业岗位,那么这几百万人就不需要跨省来深圳打工。

第二个原因是政府投资。

最近十年,中国内地城市的大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包括大建新城区、工业园区、高速高铁和地铁。

从2009年开始,政府做了三次大投资,2009年“四万亿”大基建投资和地方城投债投资,2016年棚改货币化和房地产投资,2020年基建投资。

其中,地方城投债投资和棚改货币化改变了中国内地城市的城建,一些城市基建水平赶超北上广深,大量新城区拔地而起。可以问问在老家的朋友,这些年赚到钱的体制外的朋友,都是做什么生意?不是房地产,就是政府工程。

这三波大建设带动了内地建筑业就业人口增长,现在全国建筑业就业人口超过8000万,加上上下游过亿。所以,内地城市的建筑业及相关产业吸纳了不少就业人口,促进人口省内流动。

第三个原因是城市化的问题,尤其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这是我要重点讲的内容,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高房价高房租、户籍限制、购车限制、小孩上学难、教育资源不平衡等等。这些问题让北上广深失去了不少性价比和吸引力。

高房价就是劝退符,让不少人离开了北上广深。比如深圳,关内房价以8万一平方米来计算,打工人1万5一个月,收入房价比是0.18。跟内地县城相比,房价以6000元一平方米来计算,普通职工收入3000元一个月,收入房价比是0.5。从收入房价比来看,普通县城的购房难度要比深圳小得多。

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根本上来说是城市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城市的高房价,就跟国有土地分配有关系。城市的户籍、医疗、教育、住房、公共设施等公共资源分配不平衡,打工人入户难,买房、上学、看病都难。

这里我引入一个概念叫“邻避主义”。所谓“邻避主义”,就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掀起的一种思潮,大量市民反对垃圾厂、污水处理厂等公共设施建在自己家附近。邻避主义,其本质是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每个人都追求公共资源的好处,同时让别人来支付成本。

在大城市中,邻避主义无处不在。比如,先来到这座城市的人,买了车,希望路上的车越少越好,这样可以占用更多公共道路资源,然后以交通拥堵的名义要求车牌“摇号”,限制后来的用车。买了房的人,希望新建房越少越好,供给更少,房价就越高;同时,周边的公园越多越好,可以享受更多的公共福利;还有,房子跟优质的学校绑定,变成优质学位房,让小孩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还能够促进学位房增值。最后,为了降低外来人口对公共资源的占用,来一招:限制户籍。

总而言之,外来人口可以来大城市打工、纳税、缴纳教育附加费,但是不能占用优质的公共资源。这是一种“邻避主义”。经济学的解释是,公共资源缺乏充分的价格机制,分配效率不足,容易诱发机会主义动机,最终引发公地悲剧。所以,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衡,让大城市的吸引力下降。

03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大问题

我对城市化问题做个总结,中国的城市化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过度重视土地城市化,忽略人口城市化。

陶然教授也讲过这个问题。过去城市化过度重视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但是对人的城市化不够重视,城市公共资源不足、分配不均衡。当前城市化水平大概是65%,但是,如果按户籍人口来算,只有45%。像深圳常住人口1700多万,户籍人口才600多万。很多人只是作为城市的打工人存在,但是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

城市化第二大问题,过度重视土地城市化,忽略农村市场化。

这个问题,很少人关注到。我们把城市化理解成一个单向的过程,就是人口不断地从农村涌向城市,重视制造业和城市建设,然后默认农村凋零、农业落后。

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农民工,城市变成了他们打工赚钱的临时基地,很难享受到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农村成为他们失业的避险基地、非常时期的缓冲腹地、老弱病残幼的滞留所。

这些年,中文互联网上流行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广大农村是避险基地、缓冲腹地,农民工失业时或遇到非常情况时还能够回农村。这样能够保障社会稳定。这种想法是朴素的,更是城市化问题造成的。

现在,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10%,而中国农村人口占比超过40%,还有两亿多农民工,农村实际人口占比超过50%。农业这么少的经济产值,怎么去承载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实际上,如果总是把农村界定为避险基地、缓冲腹地,农村永远发展不起来。

04双向城市化:农民进城,知识下乡

真实的城市化是什么样的?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应该是什么样的?

真实的城市化是双向的,简单概括是:农民进城,知识下乡。

很多人可能会误解这话,我需要解释一下。

第一点,农民进城,就是农民不仅要进城打工,而且还要成为真正的市民,拥有购房权、购车权,享受同等条件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资源。他们在城市打工纳税,政府需要给他们提供失业保障,给低收入家庭提供廉租房、保障房。这样,他们失业时可以拿失业金,还有保障房,就不需要回农村避险。老弱病残幼更需要城市的医疗和教育,而如今他们大量滞留在农村。这跟城市化的内涵是违背的。

有人会说,城市哪有那么多钱?其实,你只要稍微了解下城市财政支出和分配就知道,花在高速高铁地铁以及建设项目的钱比这多得多。

城市化第二个方向是,知识下乡。

知识下乡,什么意思?不是知识青年下乡,而是城市的技术、资本、人才进入农村、农业,发展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农村。如今,知识下不了乡,农民又流入城市,眼看着农村凋零,农业遇到挑战。问题在哪?有两大问题:一是农村土地制度,二是乡村治理问题。

现在的农村土地的产权,不能对外流转,虽然使用权可以流转,但又受到乡村治理的挑战,使用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这样,企业、资本、技术、人才都进不去、也不敢进去,农业长期比较落后,粮食安全绷得紧,农村土地难以增值,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我举个例子。我调研过一个地方,当地农民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果业种植技术,他们去广西一带承包土地种植水果。在广西很成功,他们将资本和技术带到了当地,当地的水果产量大增、质量好了不少。这种水果就是这些年大量上市的广西沃柑。但是,同样的人、同样的技术、同样的资本,来到另外一个省就失败了。为什么?他们按同样的方式承包当地的土地种植,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当地民风彪悍,看到外来承包的人赚钱了,立马毁约,给你断水断路,强行收回果园,最终投资打水漂,资本和技术再也不敢进去,当地果业也没有发展起来。

所以,农村土地和乡村治理都要改革。农村土地怎么改可以讨论,产权是不是要落实到农民个人也可以讨论。但是,必须确保的是两点:一是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必须是自由通畅的,这样才能承接资本、技术和人才,打破碎片化经营,实现规模化,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效益;二是土地的使用权必须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一些专家在网上鼓吹农民回农村,以保护农民的名义把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我们不能使用一种低效的制度,去保障所谓的短期稳定,然后长期积累落后,城乡差距扩大,最终造成更大不稳定。其实,这些专家没有把真实的东西讲出来。

真正的城市化是双向的:农民进城,知识下乡。

一方面,只有大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同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保障农民享有同等的公共资源,农民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城市化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城市化,保障农民的公共资源,他们没有讲出来。

另一方面,农业不是落后的产业,农村也不是临时避难所、缓冲腹地,农村和农业需要现代化、市场化,只有知识下乡,只有技术、资本、人才进入农村、农业,农业才能发展起来,农村才能进入现代化,粮食安全才有真正的保障。

05年轻人尽量避开负债压顶的城市

最后,中国城市化怎么走?

年轻人该去北上广深,还是留在三四线城市?

我说一下三个观点:

第一点,中国的城市化的步伐正在下降,这是由宏观经济趋势决定的。

城市,城市,城是躯壳,市才是灵魂。古代城市,有城无市,是政治中心,有明显的边界;现代城市,因市场而兴起,是自发自生的、涌现的,不是人为设计的,没有实际性的边界,它的发展由市场决定、由经济发展决定。这十年来,宏观经济在换挡降速,城市的市场扩张能力减弱,吸纳就业的能力在下降。所以,现在年轻人不论去哪个城市,都面临强大的就业竞争,就是我们说的内卷。

第二点,三四线城市,尤其是没有主导产业的衣食住行型城市,发展动力将下降,经济增长、就业增长都比较困难,年轻人尽量要避开城投债负担重的衣食住行型城市。

过去十年,三四线城市发展和就业,基本上来自政府的投资,尤其是城投债投资。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投资正在缩量,有些城市城投债泰山压顶,经济增长被透支,如果没有主导产业,城市经济会萎缩,没有太多新的就业机会和赚钱机会。

各位社友,可以查一查当地或目标城市的债务水平。年轻人尽量要避开城投债承重的衣食住行型城市。

第三点,中国经济的财富增量,主要是还是靠长三角、珠三角,尤其是北上广深。

内地城市经济两大挑战:一是三四线城市透支过度、债务太大、财力不足,经济动力不足;二是内地省会城市承接的产业,竞争力不足,面临东盟国家的竞争。比如,河南的竞争对手可能是越南,郑州富士康可能遇到越南手机厂商的抢单。

在这种大背景下,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产业相对有竞争力,还能创造一些就业和收入,同时政府财力稍微厚实一些,能够提供更多税收和养老金。现在对全国财力保持正净贡献的省市,主要是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几个经济发达省市。西部省份需要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支持,四川去年转移支付规模超过六千亿,人均7700;云南、贵州人均9500元;甘肃、内蒙古人均1万3。

但是,北上广深需要改变公共资源分配制度,破除邻避主义,为打工人提供同等的公共资源。

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表明,改变贫困和不平等困境的办法,就是拆除通往大城市的一切围墙,让农民进城成为真正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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