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工程师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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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改编自《每天听见吴晓波》音频的其中一期。

中国当下所追求的是工程师红利的A面——用技术优势做大蛋糕，而日本工程师则向我们展示了“红利”的B面：让科研企业和高级人才陷入无尽的内卷中。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工厂里的人会越来越少，几乎成为最近几年的共识，但真正走进工厂，得到答案却并非这么简单。

2022年，小巴随着吴老师走进三一重工18号工厂——全球重工行业的首家灯塔工厂，他们告诉我们：在2017年，企业的蓝领工人和工程师之比为9680人∶2700人，到2021年，为14560人∶12200人，预计到2025年，这个比例将改写为3000人∶30000人。

当我们走进其他工厂，也听到类似的声音：依然需要人，只不过需要的是另一批人。

这批人就是工程师，在经济学领域有个专门的名词：工程师红利。

本国商品的生产成本，因为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降低，从而使得商品价格比国外商品更具竞争力——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人口红利”。

“工程师红利”则偏向认为是理工人才推动技术创新——哪怕是微创新，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早在2017年，瑞银中国的报告中就表达过对“工程师红利”的乐观：中国每年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数量超过300万人，为美国的五倍，与此同时，中国的研发人员薪资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这种“工程师红利”可以弥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影响。

当下，中国要冲击高端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爬到微笑曲线的上方，“工程师红利”由此被寄予厚望。

数据也持续展示着某种乐观，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研究：2000年，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博士生人数是中国的两倍；到2005年，中国反超美国；预计到2025年，从中国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博士生人数将是美国的两倍。

但对于急需人才的企业来说，一边用机器替代了90%的人工，一边又抱怨缺人——在生产一线，对蓝领工人的需求变成了对拥有编程、自动化、检修等能力的高级技师和工程师的需求，供远不应求。

中国的工程师都去了哪儿？或者进一步追问，中国，真的有“工程师红利”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我们的邻居——日本，一个经历过两波工程师红利的国家。

二战后，废弃的日本军工产业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工程师。这群工程师自然没闲着，开始在民用领域大展手脚，由此促进了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此乃第一波工程师红利。

1956年，日本通过《经济白皮书》宣布“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此时的日本，即将卷入一个残酷但充满机遇的全球市场，提高产品竞争力和分工专业度已迫在眉睫。

日本大财阀最早嗅到了危机感，便联名上书，主张有计划地培养科技人员，优先发展理工科。

日本政府自然也想延续上一波工程师主导的制造业红利，与垄断集团的诉求一致。于是，日本两届内阁于1957年和1960年发布著名的《新长期五年计划》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简单概括，就是扩建理工科大学，扩招理工科学生，增加理工科专业。

凭借举国之力，日本理工科专业和大学生数量出现“井喷”：从1961年起，每年增招16000名理工生，3年后增加到20000名。1965年，理工科新生达到19.7万，占入学人数的45.3%——这个比例几乎是1956年的两倍。而到了1970年，理工科新生达到32万，比1965年多了62.3%。

理工科教育改革使得日本诞生了第二波工程师红利。日本制造业则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逐步走向巅峰：汽车、材料、造船、半导体、机电等中高端制造业领域，基本都有和美国掰手腕的实力。

“工程师红利”让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后遗症也开始慢慢显现。

1970年代日本处在产业的剧烈扩张期，日本理工生的就业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但过多的工程师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引发了类似“通货膨胀”的现象。

人才饱和意味着岗位竞争激烈。因此日本的加班文化愈演愈烈，到了1980年代甚至和“荣誉”挂钩。“过劳死”一词也正是在那个年代诞生的。

数据显示，1987年，日本工程师每月平均加班时长为44.2小时，而美国同行只有2.8小时。

可惜的是，日本人用几乎20倍的加班时长，却没有换来“公平”的收入。

1980年代，日本工程师平均年收入为3.7万美元，而美国工程师约为4.6万美元。按照时薪来算，美国公布的数据是22美元。日本暂无公开数据，但算上加班时长，估算出实际时薪不到8.8美元。二者差距巨大。

这一事实让不少日本工程师纳闷，自己明明在行业竞争中握住了领先优势。但他们不知道，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足美国七成。

这群为日本创造“工程师红利”的工程师们，很多都没能享受到时代的红利。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不少在这个节点买房且失业的工程师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

我们从一些数据中看到了今天日本民众对工程师的态度：从1990年代末起，日本掀起了工科“劝退潮”，一些知名理工科大学，工科招生人数直接腰斩。日本文部科学省数据显示，日本工科大学生占比从1997年的19.5%，下降到2017年的14.9%；总人数从1990年的134万人降至2019年的79万人。

2000年后，随着这群优秀的工程师逐渐退出，人才青黄不接，被韩国后来居上。

事实上，中国当下所追求的是工程师红利的A面——用技术优势做大蛋糕，而日本工程师则向我们展示了“红利”的B面：让科研企业和高级人才陷入无尽的内卷中，以至于工程师红利成为了又一种“廉价劳动力”。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国家，一直试图创造工程师红利，从1980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到如今的制造业国产替代、专精特新等。

从数据来看，发达国家的理工科生占比差不多是人文社科生的一半，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随着一些行业出现饱和，B面显现。

社交媒体上，生物、化学、环境、材料四大专业被誉为理科类“天坑”专业。一个专业被称作坑，首要原因是出路不佳。

根据中国高教管理数据与咨询企业麦可思的跟踪统计，生化环材本科毕业生的收入相比全国平均水平普遍偏低，硕士毕业生逐渐追上全国平均水平，直到博士毕业生才彻底跳出“天坑”。

同时，作为创造工程师红利的“第一梯队”，仅有25%的工科博士毕业后去了企业，并未充分与主导产业创新的市场经济紧密相连。

作为对比，1990年，美国59%的工科博士毕业后进入了企业研发部门，30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77%。而大企业和它们的实验室是美国持续创新的最大源泉之一。

“第二梯队”是拥有实战经验的中高级技术人员。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7.5亿就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6000万人，包括高级工4700万人、技师1000万人、高级技师300万人。

我国的目标是到“十四五”时期末（2025年），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1/3。

作为对比，日本的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的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50%。两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在75%左右。

而从职业教育来看，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1076万人。2021年，全国技工院校毕业生108.7万人，2022年数据尚未公布。

数以千万计的高级技工缺口，填补仍需时日。

结语

想要维持A面，警惕B面，有三点需要重点把控。

对于企业，还是要积极扩大全球市场，坚持产业升级。蛋糕做大，利润多了，才能跳出内卷。当然，蛋糕做大还不够，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同样是优先级，不然终将陷入生产效益递减、创造力持续减弱的怪圈。

对于教育体系，则需要继续进一步完善。目前中国理工科专业缺乏实践，课程设置上并没能匹配过快的产业迭代，而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和高校科研紧密关联。

对于社会观念，要破除“文科无用论”的偏见。人文社会科学同等重要，一只脚不能跛着。比如“卡脖子”的芯片产业，不单单要死磕技术，更需要先进的生产管理、开拓市场、融资，甚至需要法律、舆论对抗和组织游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大环境一直在变：人工智能超乎预期地发展，越是制度化、程序化的工作越容易被替代。

每一个个体对知识、行业、世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越来越重要，也意味着我们这一代比当年由“加班爱好者们”组成的日本社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就业和教育是《每天听见吴晓波》这档由吴晓波主讲的音频节目长期讨论的话题。点击下列音频，收本期音频的扩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