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的魅力

文/祝兆平

 

日本近现代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唯美主义作家叫谷崎润一郞，曾经多次被获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写过不少小说，但曾在一本很薄的文学随笔《阴翳礼赞》中一篇《恋爱与色情》的文章中写道：一位名叫杰洛姆·凯的英国作家在《小说随笔》一书中写道“小说之流者是无聊透顶的，自古以来世上所著之小说多如牛毛，但不论哪一本读起来都是老一套，概括地说，都是这样写的：‘从前某地住着一个男人，还有一个爱他的女人。’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另一位著名作家小泉八云也说过：“自古以来，小说云者都是大写特写男女恋爱关系，于一般人都习惯认为如非恋爱便不成其为文学的题材。”

我并不如此认为。我在二十岁之前，可谓是小说迷，几乎读遍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中外名著，可以说对于自己三观和生活经验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但四十岁以后几乎不再读小说。不是题材上的不认可，而是随着自己年龄的渐长、阅历的渐多，总感觉现实的丰富复杂诡谲变化的无厘头实在是小说所无法比拟的。感觉无论那个小说作家的想像力无比发达，创作的才气如何横溢，相对如海洋天空般广阔深邃和博大浩瀚的现实，简直就只能是儿童在成人面前的小把戏了（在此请小说家原谅我毫无文学细胞的粗陋和不学）。尽管我在内心十分钦佩于一些中外小说家的细腻丰富而奇特的艺术内心世界和才气四溢的创作激情，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反而喜欢在劳作之余读一点历史或纪实的东西消遣时间。

当然就作家来说，从小说创作开始，以后转向纪实写作事例也很多，国外最典型的可谓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写出了《一个陌生妇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和《灼人的秘密》等著名小说后，转向纪实文学的写作，写出了传记《三大师》和《断头艳后》《一个政治家的肖像》等，他写出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回忆录《昨日的世界》。茨威格的好友，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也有相似的转变，他的著作除了杰出的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还有同样著名的《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等，最后还有封存了五十年面世的《莫斯科日记》。

以中国的作家为例，王蒙早年也是以小说写作闻名，晚年转向自传和随笔的写作。再如冯骥才，年轻时除了画画，一直是搞小说创作的，后来，除了搞民间文化艺术和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不知怎么就转到纪实写作方面去了。我过去读过他创作的几种小说，如《神鞭》《三寸金莲》《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都很喜欢，但后来就发现他不太创作小说了，而是在纪实文学方面用力颇深，最早出版的可能是江苏文艺出版社《一百个人的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一读之下，真是灵魂震惊，感觉自己就回到了小时候亲见亲历的那个环境。前几年，他也如王蒙写作自传三部曲一样，写出了自传五部曲：《无路可逃》《凌讯》《激流中》《搁浅》和《漩涡》，除了《搁浅》搁浅外，其他几种已经在三年前全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书自从问世之日起，已经成为抹不去的历史，其中许多细节之惊心动魄及离奇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力极限，因为内容太精彩太丰富而篇幅太短，我只好留待以后再介绍。我这里想说的是在这之后，他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两种纪实文学：《文雄画杰》《书房一世界》。前一种写到的大多是中外名人，后一本却写的是“一个自己的世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的自己的书房。

他将自己书房中的一些物品，那些凝聚了自己生命过程的物品一件件娓娓道来，写“丁香尺”“小药瓶”“楹联”“架上的书”“劫后余书”“板凳佛”“第三张书桌”“万宝龙笔”“皮烟盒”“拆信刀”“鞋杯”“姥姥的花瓶”“手稿”“笔筒”“闲章”“意大利小本子”“傩面”“花笺”“自印书”“手抄本”等，自说自话，袒露隐私和心声，毫不隐讳，煞是有趣。其中两则趣闻最令我唏嘘。

其一是讲家藏的张大千画的一幅扇面：这原本是妻子的外祖父孙震方的物品。孙震方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实业家，中国银行首任总裁孙多森之子，其祖孙家鼐是光绪帝师、四部尚书，也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创办人。孙震方凭着家庭实力的雄厚，担任中孚银行常务董事和惠通公司的总经理，是名扬京津沪的显贵公子。

中孚银行有一位董事叫傅增湘，一个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大藏书家和目录版本学家，不仅是民国时期的权贵，做过教育部长和故宫图书馆馆长，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创建人，是胡适、刘半农、徐悲鸿、许广平等人的老师，与张大千是挚友，经傅增湘的介绍，孙震方结识了张大千，并成为朋友。这幅扇面就是他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为孙震方画的。

题跋是一首诗，款识中称“养儒仁兄方家正之”。“养儒”是孙震方的字。画中闲坐舟中的人物头戴官帽，身穿红衣，分明是一位朝官。此画在张大千画中绝无仅有，应是隐喻孙氏祖先不仅为国家之栋梁，亦寄情山水，心胸广阔，志存高远。实际上，张大千赠送孙震方的画远不只此扇面，还有大幅画作。

孙震方自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英租界建造了一座大型西班牙风格的花园别墅，是天津最大最漂亮的一所私家别墅。他妻子顾同昭的童年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度过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孙震方家道中落，五十年代他将别墅卖给政府。这座房子因毛泽东主席一九五一年为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来津时住过而改称“润园”。

他妻子目睹她外祖父的家道变故、盛极而衰、物去人非的情景。这扇子和别的许多珍贵藏品便是这株大树凋落时随风飘去的片片叶子。巧的是，这把消失了许多年的扇子在人间历尽周折后，在近年又在社会上出现，更巧的是居然被大冯发现而及时把它收了回来。这是一桩多么奇妙的机缘巧合的事啊。

如果说这则故事最终貌似以喜剧形式收场的话，另一则他亲历的故事表现的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了。

我简直不知道我该如何来转述《故友》中发生的奇特故事，还是老老实实抄书吧：

我的许多书的后边都有一个无形的故事，我不说，谁也不知。它们隐形于书架上。

比方这两本书。一本是司汤达的《帕尔玛宫闱秘史》，一本是大仲马的《侠隐记》。这是我一位朋友的，但这既非他送给我，亦非他借给我，而是我“偷”来的。

朋友是一位奇特的藏书家。他住在西城外太平街上两间老屋子里。在我印象里，他家除去三个塞满了书的书架和两张单人床，好像再没别的东西了。他与一位又瘦又小的老娘相依为命，四十多岁还没成家。他太穷吗？但是当他站在满满几架子书前时，俨然是一个十足的富翁。他的书都是依照文学史排列的，名著一本不少，而且他对书籍的版本以及外国文学的译者十分在乎。比如巴尔扎克，他只要傳雷的译本。除非某一本书傳雷没有译过，他才收藏。比如穆木天译的《驴皮记》或陈占元译的《高利贷者》，傳雷都没有译过。他还有不少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禁书”，比如《肉蒲团》《杏花天》等，多是民间书坊木刻版印制的“巾箱本”，被他密藏在一个小柜橱里。他从不借人，也没有借过给我看。他藏这些内容荒唐、故事离奇的书，恐怕与他一个豫剧团里做编剧有关。

他做人做事严格得近于苛刻。每每我向他借书，他会给我确定还书的限期。如果我延误期限，他会跑来讨要。他嗜书如命，更关键的是他这种依照文学史脉络的藏书，确实一本也不能丢失。如果我延期了，再向他借书便有些难了；如果我提前看过还给他，他会笑呵呵主动再推荐一本好书给我看。

很难想象一九六六年“扫四旧”中焚书毁书对他是怎样一场灾难。

他想出一个自认为绝妙的高招。他与街道居委会中的一个负责人关系不错，便主动将他的所有藏书“上缴”给居委会，锁在居委会的一个堆杂物的小屋里。这位负责人答应他，等“扫四旧”风潮过去，一准还给他。为此他还十分得意。

转年，我去新华书店古旧书部，找一位在那里工作的朋友去玩。发现走廊里堆了大批的书，都是我喜欢的书，再一翻，很多书的扉页都有我那位藏书好友的签名。我很惊讶，一问方知这些书是社会送上来的“四旧”书籍。领导叫他们挑挑拣拣，有价值的先封存起来，没价值的送造纸厂。

我说借我几本看吧。我的朋友说，借什么呢，说不定明天就送造纸厂了，你就“偷”几本走吧。我便拣来了几本，掖在书包里背回家，这中间就有这本《帕尔玛宫闱秘史》（《帕尔玛修道院》的最早译本，还是诗人徐迟翻译的呢），李健吾译的《侠隐记》（《三个火枪手》的最早译本），好像还有乔叟的《特罗勒斯和克丽西德》和丹纳的《艺术哲学》。

我把这几本书拿回家后不多天，我这位藏书的好友来访。我把书拿给他看。他一翻，大惊失色，瞪大的眼珠四边露出眼白，他问我这书是哪里来的，我实话告他。那一瞬间，他的脸像新纸一样刷白，还有一种死亡感。

记得那天他告辞离去时，我把这几本书给他，想给他一些安慰。他却揺揺手说，人死了，什么也不要了。

我感受到他心中一片荡然与绝望。

于是，这几本书成了我的藏书，当然藏的不仅是书，而是一个人、一个时代的绝望 。

我这个朋友已不在多年。人无法记着的，历史的事物却会记着。

写于二○二二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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