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50人｜邢立达：从《哆啦A梦》获取灵感，为恐龙足迹命名

中日“50年50人”专题报道组【编者按】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五十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共同的记忆、特别的联结、持续的接力，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推出“50年50人”专题报道，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开拓者、践行者，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2022年7月30，邢立达（台上）在中日恐龙交流会上做分享。澎湃新闻记者 程婷 图对恐龙近乎痴迷的邢立达去过日本很多恐龙博物馆，并与日本学者有着频繁的学术交流往来。在他看来，不管是对中日还是其他任何国家来说，加强交流都是消除误解的一个好办法。“恐龙深受包括中日在内的各国小朋友、年轻人的喜爱，而中国很多地方有国宝级的恐龙化石，我觉得恐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载体、桥梁。”邢立达表示，他在跟日本同行沟通，希望疫情形势好转后，能为中国民众做一场关于日本恐龙或日本恐龙足迹的科普，同时也把中国的一些有特色的恐龙或恐龙足迹介绍给日本的小朋友，以此促进中日双方学科交流、青少年交流。“恐龙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可以用恐龙之间的无距离去拉近中日之间的距离。”邢立达说。

以日本动漫主角之名

为新恐龙足迹命名

澎湃新闻：2021年，您和您的团队将在四川泸州新发现的恐龙足迹命名为“野比氏实雷龙足迹”（Eubrontes nobitai），初衷是怎样的？邢立达：2007年开始，我们就在四川盆地做了大量的探索，发现了一批足迹的新类型，即新种或者是新属。物种概念中分“界、门、纲、目、科、属、种”，“种”一级是最小的单位。我们经常有一些小烦恼，就是发现一个物种后到底给它起什么名字。那几年我们发现的新物种比较多，曾以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名字命名过足迹新物种，也曾经把一些“种”名定为“中国某某足迹”，还曾根据新物种发现地的一些民间传说进行过命名。去年发现新恐龙足迹时，我们想了很久，觉得用地名来起的话比较单调。后来想到我们课题组出去考察之前，大家一起看了电影《哆啦A梦：大雄的新恐龙》。我们的组员都蛮喜欢大雄这个角色，后来我灵光一闪：把名字给野比大雄，大雄就圆梦了。因为在漫画、动画片里，大雄都提过他老是被欺负。他还说过“你们现在欺负我，以后我成为学者，要以我的名字命名一只恐龙”这类的话。我们当时觉得他还是挺有志气的。而且我想到我小时候跟大雄有点像——性格偏内向，朋友也不是很多。大雄很幸运，他有机器猫哆啦A梦可以陪他；我一般没人陪，恐龙可能是让我找到归属感的一个东西。所以，取这个名字多少是因为我在某些方面能够跟大雄共情。澎湃新闻：“野比氏实雷龙足迹”这一命名出来后受到中日网友的广泛关注，不少人认为此举架起了中日友好的桥梁。您对此怎么看？命名之初，您预料到会引发这么高的关注度吗？邢立达：这么高的关注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生物领域的命名中有很多比较特殊的，像这次影响这么大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其实此前我们还以日本电视动画《火影忍者》中的技能“螺旋丸”给来自缅甸琥珀中的一种奇怪的果实化石命名，叫“尖刺螺旋丸”。这次命名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可能是因为《哆啦A梦》在日本是一个国民级的漫画，它承载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而且，野比大雄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角色，他可能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共情，会让人有一些代入感。我也知道，有些网友有疑问：我们中国发现的足迹为什么用日本的一个角色来命名？其实，这种命名对科学家来说有时难以面面俱到。总体来说，大众对这次命名的反馈还是比较正面的。澎湃新闻：回头再看，您怎么看“野比氏石雷龙足迹”这一命名的意义？邢立达：从学术上讲，命名是为了记录一种新的恐龙足迹形态，方便我们讨论古生态或古环境信息等。从科普角度讲，这次命名引起大家这么大关注后，很多人会去了解到底什么是恐龙足迹，或者什么是恐龙足迹的命名系统等等，进而会主动去拓展与恐龙有关的知识。如果这次命名能吸引一些普通人去关注恐龙有关的知识，我觉得这就是一次很成功的科普。从中日关系来说，我还挺开心的。因为这次命名引发关注后，有很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士给我写电子邮件、在脸书上给我留言。有的人是为对我表示非常感谢，说我圆了他们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有的人告诉我，他们也很喜欢中国的恐龙，等等。总之，反馈都很正面。

因儿时看日本影视作品

而对恐龙产生浓厚兴趣

澎湃新闻：听说您是《哆啦A梦》的粉丝，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哆啦A梦》的？您平时还关注哪些方面的日本影视作品？邢立达：我们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这一代人，小时候刚好接触到了一些从日本引进的动漫。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哆啦A梦》《圣斗士》《七龙珠》等漫画都很受欢迎。相比而言，《哆啦A梦》是最温馨的一部动漫。里面没有打打杀杀的场景，每一集都有一些大开脑洞的发明创造，并且还有我喜欢的恐龙元素。比如，通过时光机可以穿梭到任意一个恐龙时代去，这跟小朋友对恐龙的想象很契合，很容易让人获得很强的代入感。我关于日本和恐龙的记忆，最早可以追溯6岁在家里的电视上看日本特摄片《恐龙特急克赛号》。因为里面有救小恐龙或者救大恐龙的场景，以及照顾小恐龙的情节，还综合了一些古生物知识以及一些战斗技巧。此外，里面还有美丽的公主、外星人、时空战士等。这些内容我很喜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恐龙特急克赛号》和再后来的电影《侏罗纪公园》构成了我和很多80后的童年恐龙回忆。澎湃新闻：您是从《恐龙特急克赛号》开始对恐龙产生兴趣并且一直追寻着恐龙足迹的吗？邢立达：可以这么说吧。我生长的城市广东潮州非常小，没有大城市那么多教育资源。当时电视和书籍成为我了解恐龙的唯二载体。看过《恐龙特急克赛号》之后，我去我们当地书店把所有跟恐龙或者跟化石有关的书都买了，总共也就六七本吧。其中有一本漫画我非常喜欢，具体名字我现在不记得了。但我记得里面讲到，一个日本小朋友不经意之间发现了一只非常完整的蛇颈龙化石——日本蛇颈龙目的铃木双叶龙特别有名。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看完漫画之后还让我爸爸带我去了附近采石头的矿场。我在采石场到处翻，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一个恐龙化石。那时我只知道潮州野外山地很多，却没有地质学概念，不知道潮州其实并没有恐龙时代的地层。澎湃新闻：您是从看《恐龙特急克赛号》开始知道日本和了解日本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度吗？您最初对日本有哪些认识或印象？邢立达：我生长于教师家庭，很早就会认字了，看的书也比较多，应该是在幼儿园时就知道日本了。我小时候就对地理非常感兴趣，小学时玩过有关“大航海时代”的游戏，就是开着船在地球上转，去不同的国家。当时对世界上主流国家，尤其是对亚洲、欧洲的国家比较了解了。另外，当时有很多爱国主义教育，有些老师会讲到中国近代史。像跟中国近代史关联比较密切的俄罗斯、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我都比较熟悉。

邢立达

与日本恐龙研究者结缘

始于年少时自建的“中国恐龙网”

澎湃新闻：您第一次去日本是什么时候？当时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邢立达：第一次去日本应该是在我参加工作后不久。我们潮州人经常吃鱼、吃米饭，有时也去日料店吃日料，我感觉中日饮食文化比较相似，但又总感觉自己吃的日料跟电视里的日料不太一样，所以对日本有比较强烈的好奇心。加之日本的恐龙文化传播做得非常好，当时我也想去日本看一些恐龙博物馆，想看看日本人是怎么去运作恐龙博物馆的，所以就去了。我在日本问路时，包括去一些博物馆时，体验都非常好。像日本的福井县立恐龙博物馆、东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等，有很细致的讲解词，各种细节都做得很好，带给我的体验也都非常不错。后来跟一些日本的同行建立合作关系之后，我去日本做学术交流的次数就更多了。澎湃新闻：您第一次和日本的学界同行建立联系是在什么时候？是因一些什么机缘？邢立达：密切联系在2010年就开始了。那时我在加拿大读古生物学的硕士，我的同门就来自日本。可能是都来自亚洲的缘故，他对我特别照顾。而且我跟他很有缘，我高中时建过一个叫“中国恐龙网”的网站，其中有一个海外版块，里面的网友可以留自己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那时他就在我的网站活动，网页上还有他的照片。所以，当我在加拿大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感觉很眼熟。一聊天发现果然就是他。他是特别喜欢恐龙，并且很传奇，中学时就一个人到加拿大学习了，住在导师家。他的学问也做得非常好，我的很多恐龙知识是他教给我的，对我帮助非常大。毕业工作之后，我们仍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可能是我最熟悉的日本人了。澎湃新闻：您最近一次跟日本的朋友或学者交流是什么时候？近期交流的关注点是什么？邢立达：我现在跟刚提到的日本同门仍保持密切联系。我们主要是在合作研究一些中国新发现的恐龙化石，会讨论一些与形态学、分类学有关的话题。另外一个密切联系的人是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副馆长真锅真老师。我们正在聊一些科普上的合作。之前有一次国际会议在中国召开，真锅真老师也来到了中国。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见到他时非常热情、非常激动，甚至把他吓了一跳。我激动是因为，此前在一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科普书上，包括我自己在写科普书籍过程中参考的同行作品中，都会经常看到他的名字。我对他说，我是你来自中国的粉丝。他见到我也很高兴，因为他也看过我很多论文。就这样，我们建立起了很好的联系。后来我还给他送过两个“野比氏石雷龙足迹”的复制品模型，他放在他们博物馆展示给大家看，分享背后的小故事。这些都是非常良好的互动，给我的感觉非常好。我还跟日本北海道大学有一些合作。同时，我还带了一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他是日本筑波大学的博士，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接受联合培养，我在指导他研究翼龙。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小伙子。

希望通过恐龙科普

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往来

澎湃新闻：在对日本的了解，包括与日本友人的交流相处过程中，您发现中日文化之间有哪些异同？邢立达：我第一次去日本时发现，日文中有很多汉字，就算你完全不懂日语，还是能大概看懂文意；或者实在不行，你写几个汉字，他们也能“连蒙带猜”猜到一部分。我觉得世界其他国家很难做到像中日这种程度的跨语言的文字交流。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是，日本朝日新闻的一位记者来中国做恐龙相关的采访时，去了我家乡潮州。听他说日语，我发现数字1到10中，潮州话与日语至少有一两个数字的发音一模一样。我想，古代两国交流的密切程度可能超过我的想象。澎湃新闻：您认识的这些日本友人对中国有哪些了解？他们怎么看中国文化？邢立达：大家都是基于互相尊重的原则在交流往来。我和日本同行更多是就共同关注的学术方向、兴趣爱好在进行一些讨论。澎湃新闻：您觉得中日之间的、包括民间的交流往来对促进两国友好往来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邢立达：有更多的良性的互动自然是好事。在古生物学领域，中日关系比较融洽。在恐龙足迹研究方面，日本恐龙足迹学者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前不久在写一篇有关辽宁的恐龙足迹的论文时，曾向日本同行寻求帮助，他们的回应非常快。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日本的小朋友也是。其实日本恐龙化石不太多，但可能因为他们有很多小朋友都有怪兽或者恐龙情结，所以催生了一个很大的恐龙产业。我个人特别希望去细致了解他们怎么去应对大量的恐龙爱好者，怎么去做好科普工作以及带来更大的社会经济收益。过去，日本有关恐龙的书籍里介绍的主要是欧美的一些恐龙，对中国恐龙介绍不是很多。事实上，中国的恐龙（化石）很多，中国的山东、四川、东北可以看到一些真正的国宝级的或者重要的恐龙化石。我觉得恐龙可以作为加强沟通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桥梁、载体。我希望与日本同行一起做些科普工作来促进双方的学科交流、青少年儿童交流。澎湃新闻：根据您的了解，中日两国间是否还存在某些误解？您认为应该如何加深相互了解，提升两国人民友好关系？邢立达：很多日本的小朋友来中国旅游之后告诉我，中国跟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们会特别感慨上海或者北京的繁荣的程度。日本的京都、大阪等城市节奏相对没那么快，他们觉得中国的城市非常有活力。这些跟他们以前了解到的中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中日，还是其他任何国家也好，加强交流都是消除误解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我经常跟日本同行说，恐龙是没有国界的，在恐龙时代中日所在地球板块应该是靠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日本发现的很多化石，跟中国本土的化石亲缘关系非常近。他们听了也都会笑，因为事实上确实如此。我觉得可以用恐龙之间的无距离去拉近中日之间的距离。我也相信有一些积极方向的潜移默化，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非常聪明、非常开放，这种开放使他们更容易去接纳更多的角度、更多的观点、更多的知识。我想，随着年轻人逐渐成长，中日两国会变得更加的融洽，因为大家是近邻，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对未来两国发展抱着美好期望。本期高级编辑 周玉华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