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50人｜赴日地震救援的尹光辉：救灾场景真实展现人类命运与共

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

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级强烈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一衣带水，守望相助，地震发生后，中国国际救援队立即予以关注并以最快时间完成出队准备，经日方确认后直奔日本地震灾区。在地震海啸重灾区岩手县大船渡市的8天7夜，15名来自中国的救援队队员用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主义事业的执着和专业技能取得的救援成效，感动了中日两国人民。

“在大船渡市，我们是第一支队伍来，最后一支队伍走。”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司原副司长、中国国际救援队原领队尹光辉带队参与了那次救援行动，时隔11年，他仍然记得在日本地震灾区救援时的许多场景和细节。与以往的地震灾害现场救援不同，日本“3·11”地震海啸灾区受到的破坏主要来自海啸的反复冲击，大量房屋建筑、汽车、船舶被冲走冲毁。灾情特点与一般地震造成的建筑倒塌有着较大区别。

“天气恶劣，余震不断，海啸预警不断，生活保障困难， 队员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开展了7天救援行动。”尹光辉回忆说，作为第一支抵达和最后一支撤离大船渡重灾区的专业救援队，他们获得了当地政府、民众和同行的高度评价。他至今还记得当时在灾区搜救时获得的感动，这些感动来自灾区社会公众、政府职员和当地消防部门同行。

回忆11年前亲身经历的那些地震救援细节，尹光辉感慨，在灾难面前更感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作为同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国家，他希望中日两国可借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机制，在自然灾害防治领域开展研究、深化合作，特别是两国青年，应秉持和平发展、创造美好未来的理念，加强防灾减灾领域的合作、沟通和交流。

对日本在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的专业水准印象深刻

澎湃新闻：在防灾减灾领域，您对日本有什么印象？两国有哪些交流与合作？

尹光辉：中国和日本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都是地震多发的国家。在两国的防灾减灾救灾历程中，双方的合作还是很广泛的，比如在地震科学研究领域，两国的科学家交往密切。

在防灾救灾方面，中日合作富有成效。在平时的地震应急救援培训中，我们也与日本同行有广泛的交流和合作，比如日本的消防部门与我们的地震救援队伍多次展开专业救援的培训和训练。

澎湃新闻：2008年汶川地震时，日本国际救援队是较快抵达灾区的国际救援队，他们在汶川地震救灾中有哪些突出表现？

尹光辉：当时我作为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的领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令第一时间抵达汶川执行救援任务，在北川现场接触到了日本地震救援队。

我的印象是，他们展开的救援行动快速且专业，科学的施救理念和方法，专业水准是比较高的。比如，在北川现场，开展施救行动的同时，他们还关注其他区域搜救行动的进展 ，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在自然灾害面前更感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澎湃新闻：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近海发生 9.0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之前日本发生地震时没有接受过中国的救援队伍，得知将去日本救援，您和您的队伍做了哪些准备？

尹光辉：日本地震发生后，各大媒体不断播放地震及地震引发巨大海啸的消息，当时的新闻画面显示，海啸对日本的东部沿海城市、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破坏，所以当时我想这次灾害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2009年，中国国际救援队已经通过了联合国重型队伍标准测评，重型救援队是一支有能力实施跨国救援行动的专业救援队伍，我想中国国际救援队一定要代表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赶赴日本灾区开展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按照出队前的工作程序，当时队伍就已经展开了相关准备工作，比如物资装备准备、人员准备等，并及时跟踪了解日本灾情发展的趋势和情况，关注各方面的信息和报道。同时按照行动规程，通过外交部门、驻日使馆等了解日本地震灾害和救援的信息。

日本福岛核电站一号机组爆炸后，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核辐射问题上。日本与中国的灾情特点不同，中国经常发生地震和产生灾害，但日本地震通常还叠加海啸灾害，特别是这次受损的福岛核电站到底会给搜救行动带来什么影响？不确定性有哪些？这些都使我们准备要到日本实施救援行动的每一个队员产生了一些深深的思考。

澎湃新闻：在日本开展的地震救援行动与以往的救援行动有哪些不同？

尹光辉：日本“3·11”地震发生后形成巨大的海啸，产生叠加复合性的灾害后，表现出了一些灾害特征。我们根据当地灾情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行动方案和计划。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是有丰富搜救经验的队员打头阵，利用人工搜索和生命探测仪结合的方式对废墟进行侦察搜索，确定有幸存者和遇难者可能存在的重点房屋房舍，另一路队员紧随其后，对重点房屋进行仔细搜索和排查。队员们经过连续6天的排查搜索，排查总面积达到了4平方公里，覆盖140余座重点废墟以及其中的每一辆汽车和每一艘船舶。

救灾面临很多的困难，日本与我国的国情不同，我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可以发挥制度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短时间内协调各种资源，比如通讯、交通受阻后，我们能很快排除障碍恢复交通、通讯等设施。日本发生这种极端灾害后，当时道路、通讯、供水、供电没有及时畅通，我们所在的大船渡市当时物资比较匮乏，与我们在国内开展救援的场景有很大差别。我有一个难忘的小故事：当时我们的搜救队员在救援收工的路上看到一家商店，商店的物品所剩不多，但没有发现日本的老百姓去抢购，当时我们的队员想买点物品，店主看我们穿着中国救援队的服装说不收钱一定要送给队员，我们的队员说一定要付款，这样僵持了许久，我们只好把那个小食物带回营地了。这说明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中国地震救援队的到达、发挥救援作用心存感激。

所以，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在那种救灾场景下展现得很真实。

澎湃新闻：救援时除了日本民众对你们表达友好的态度外，日本政府对你们救援队是什么态度？

尹光辉：日本政府部门对我们的到来很重视。在羽田机场刚下飞机，日本外务省副大臣亲自迎接，在大船渡市的那几天，大船渡市市长多次到营地看望我们，表达谢意。大阪市消防署支援大船渡的救援人员，还有当地消防署的官员，对我们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和专业技能都大加赞赏。

当然，更多的感动来自于那些普通的灾区居民。很多居民回家搜索遗留物品的时候，看到正在工作的救援队员们，都会主动跑过来向我们致敬、鞠躬，用中文向我们问好，说“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来到日本”。

澎湃新闻：在这次救援过程中有哪些细节令您印象深刻？

尹光辉：日本地震多发并且经常引发海啸，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日本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自救互救的能力很强，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日本在防灾减灾方面的法律法规、预案做的很细、较为实用，我们开展救援行动的大船渡市政府工作人员并不多，他们在地震发生后按照分工能及时组织转移民众到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海啸，效率较高。

第三个突出的印象是，日本“3·11”大地震是一种复合型的灾害，大船渡市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地震发生后容易遭受海啸的威胁。“3·11”地震发生后，当地立刻发布了海啸预警，当地民众能够在第一时间转移到安全的地带。此外，大船渡市的居民建筑多为轻型木质结构房屋，但木质房屋容易直接被海浪冲走乃至坍塌、破碎，因此灾区基本上是一片木头废墟，并且废墟下面就是水，这与我们以往的地震搜救有很大差别，给我们带来了不小挑战，让我们增加了这方面的搜救经验。

中日两国青年应加强防灾领域合作，多沟通多交流

澎湃新闻：日本在地震救援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尹光辉：首先法律法规完善。因为日本本身属于多地震的国家，普通老百姓防灾减灾的意识也较强，而且他们的建筑抗震能力强。比如，在日本“3·11”大地震中，政府发布预警后，老百姓都很快速地到了避难所避难，情绪稳定，灾区的秩序基本正常，没有发生哄抢物品的行为，而在加油站，实行限量加油后，排队加油的汽车有时候竟达数百辆。

减轻地震灾害需要多方共同努力，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做好各种应急预案，包括灾害风险评估、隐患排查等各方面工作，各种应急预案要有良好的衔接，还要加强基层社区应急管理能力、人民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建设。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地震救援行动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

尹光辉：在灾难面前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不分国别、宗教信仰。中日两国同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属于地震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家。面对自然灾害，两国有着共同的救灾、备灾和应急准备等方面的基础，而且理念也相近。

当一个国家发生灾难的时候，不管是通过人员实行跨国支援展开救援行动，还是在物资等其他方面给予支援，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尽快让社会秩序恢复到常态。

我们国家在发生汶川地震以后，日本派出搜救队到现场支援；日本“3·11”大地震后，中国派出搜救队到达日本展开地震救援行动，这都是在救灾领域施行人道主义行动。况且，中日两国是睦邻，是一衣带水的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救灾行动中中日两国人民的互动，能够使两国之间、两国人民之间友好的睦邻关系得到加强，这是一个促进的、积极的力量。

澎湃新闻：在防灾减灾领域，今后中日两国还能从哪些方面加强合作？

尹光辉：中日两国不仅是地震灾害多发频发的国家，而且随着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也在增加，这意味着以后混合型灾害叠加的场景会增多。中日两国可借助双边、多边机制，在自然灾害治理方面深化合作，特别是两国青年，应秉持和平发展、创造美好未来的愿景，加强防灾领域的合作、沟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