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粮食危机” 三个不为人知的真相

作者： 叶檀财经 | 2022-06-04

文/燕十三

有关粮食重要性的形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

袁隆平院士也说过：“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以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期货挂牌价格为例，相比2年前5月，大豆、糖料价格上涨了100%，小麦价格上涨了120%，玉米价格上涨了140%，植物油脂的价格则上涨了200%。

加上乌克兰和俄罗斯出口了全球近1/3的小麦和大麦，1/6的玉米以及1/4的菜籽油和葵花籽油，3月份两国发生地缘冲突后，正值北半球春耕的东欧大平原，粮食种植和物流几近停滞。

似乎一场新的粮食危机迫在眉睫。

嘉吉、邦吉、ADM、路易达孚四大粮商操纵市场的阴谋论调也在近期开始传播，更让事件蒙上一层阴影。

中国人民对粮食的朴素情感往往会对标古代史记描述中的“易子而食”“千里无鸡鸣”，实际上现代社会的“粮食危机”和古典时代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现代社会大部分粮食谷物并非被人类直接食用，而是作为牲畜的饲料，牲畜消耗了70%的玉米以及几乎全部的大豆。

中国2020年人均粮食消耗量是497公斤，但其中直接食用的水稻和小麦（包括以粮食为原料的副食品），不足300公斤，近50%的粮食摄入，是以肉类的形式。

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个数据只会更高，因为中国人的第一大肉类来源是猪肉等白肉，生猪的肉料比（每公斤饲料转化率）虽然低于鸡的0.7，但商业化养殖的三元猪的肉料比也在0.5左右，而牛肉等红肉对饲料的转化率不足30%。

换句话说，全球几乎一半的粮食被用作喂养牲畜，所以“粮食危机”是一个层次分明的词汇。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粮食安全关乎牛肉自由，对中国人来说，粮食危机可能更多体现为猪肉自由。

只要在亚非拉的中低收入国家中，才有可能小范围出现古代大饥荒的场景。

在农业大发展之前的190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主要肉食来源也是猪肉等肉料比较高的白肉，美国人均猪肉消费一度超过40-50公斤，考虑到欧美生猪出肉率低于70%（猪蹄、内脏、猪肉等一般作为饲料原料），折算后约等于每三人食用两头猪，比我们现在人均25-30公斤消费量还更高。

其次，现代社会的“粮食危机”往往不来自于农作物的减产，而往往由供应链的不顺畅、不流畅引发。

以期末库存消费比（全年粮食库存可供食用时长）为例，近20年全球主要粮食作物的库存消费比从0.2一路上升到了0.3，但期间粮价节节攀升。

而且经历过中世纪时代周期性的大饥荒之后，主要大国基本都有“国储”或者类似“国储”的制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玉米、小麦、大豆、糖料的期末库存消费比长期维持在0.3-0.4之间，相比大部分工业品动辄只有2-3周的库存，这个库存水平不可谓不高。

其中尤以中国为甚，中国的国储长期储存了全球近一半的水稻、小麦和玉米，如水稻、玉米国储库存一度在2亿吨以上，不考虑长期储存带来的品质下滑和跌价计提，仅2011-2016年支付的玉米储存费用就超过2000亿元。

虽然经过近5年的国储轮出，玉米2.5亿吨国储库存基本清空，现在更多是常态化的收储放储、新陈代谢，水稻库存也下滑到了1.5亿吨，但仍然可以供中国人食用8-10个月以上。

在“粮食危机”来临之时，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亚非拉的中小国家。

因为全球农业大分工之后，出现了两个新的趋势：首先，中国、欧盟、印度等国家和地区采取“弃牲畜口粮、保人类口粮”的策略，保护水稻、小麦、糖料，放开玉米、大豆、大麦。

以中国为例，大豆种植线从华北平原一路推回至黑龙江，中国、印度、欧盟等人均耕地异常紧张的国家和地区，不仅没有大规模进口主粮，甚至反过来大规模出口主粮，印度以不足中国一半的粮食占有量，出口了全球近40%的大米，欧盟则出口了全球1/7的小麦。

第二个趋势，则是美洲和澳洲各国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玉米、大豆、糖料，然后将大部分产量出口到东亚和西欧，如美国、巴西、阿根廷三国出口了全球50以上的糖料、70%以上的玉米以及95%以上的大豆。

和大众想象中的“全球粮食大市场”不同，全球粮食贸易是两条“平行线”，中国和欧盟几乎是美洲玉米、大豆等“牲畜口粮”的唯一买家，亚非拉的一批国家如沙特、尼日利亚、伊朗等则是“人类口粮”的唯一买家，而卖家主要来自东欧和南亚。

双方既不会交叉，交易模式也完全不同，前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谈判市场”，靠国家之间的谈判决定采购价格，后者则是一个高度的“自由市场”。

因为相比各国的粮食生产来说，主粮贸易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跳蚤市场”，比如全球大米贸易市场的体量在5000万吨左右，而全球水稻产量超过7亿吨，贸易量不足10%。

关于嘉吉、邦吉、ADM、路易达孚四大粮商操纵市场的阴谋论调，我们调用了四大粮食的财务报表来说明问题。

2021年四大粮商总营收在3000亿美元左右，其中近半的收入来自加工、运输和金融投资，考虑到全球1.5-2万亿美元的粮食贸易规模，四大粮食的粮食贸易占比可能在10-15%之间。

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不足以支撑四大粮商“支配”全球粮食市场，这只能支持其在部分市场和线路上占据主导优势。

比如嘉吉主导的美国玉米出口和路易达孚主导的非洲主粮贸易。而且从嘉吉、邦吉、ADM、路易达孚的净利润来看，2021四大粮商净利润加起来不到120亿美元，净利率不足4%，低于过半A股上市公司。

显然，粮食贸易不是一门“轻松”的生意。

最后，全球粮食安全更多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社会问题。

全球20%左右的玉米、糖料、植物油脂被炼化为了燃料乙醇（粮食）、生物柴油（油脂），然后添加到汽柴油中“烧掉”。

以美国玉米为例，大约1/3的玉米被嘉吉、邦吉和ADM的加工厂加工成了燃料乙醇，在巴西，大约55-60%的甘蔗被直接送进化工厂，变成了汽车行驶的燃料。

而且两国都是油气开采接近自给自足的大国，美国单日石油开采量长期维持在1100-1200万桶（7桶约为1吨）之间，而巴西单日石油产量也接近300万桶，与中国在伯仲之间。

美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1700公斤以上，所以美国人不仅实现了牛肉自由，更实现了燃料乙醇自由。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500公斤，所以中国人勉勉强强实现了猪肉自由。印度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20公斤，毋庸置疑大量印度底层人民难以饱腹，但印度每年出口的大米高达2000万吨以换取外汇、平衡赤字，这个出口量可以供一亿印度人民吃喝。

所谓“粮食危机”，与其说是粮食产量的危机，不如形容为支付危机，恰如《我不是药神》中假药贩子张长林的话“这世界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