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万社区工作者的身份焦虑：拼命与无力
来自《记抗疫》
她的困惑和质疑集中于：社区工作者所在的社区单位是一个居民自治机构，为什么被推上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所以，一个极具冲击性的事实是：一个居民自治机构承担了无比繁重的基层疫情防控工作。而这又直接关乎防控政策的落地效果，与你我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
小巴制图这令人感到惊讶。基于社区工作者在当下就业市场中的新现象、身份以及工作内容的复杂性等原因，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
4月14日，是杭州某区某街道A社区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的一天。市里要求在4月13日和4月14日两天开展全市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
中午12点，我们在一个小区入口处的银行空地上见到了A社区的副书记张敏。这是一个89年的女生，当了五年“社工”，正穿着防护服在维持现场秩序。
当天，A社区社区工作者在扫码登记
A社区在杭州社区中户数不算多，只有七百多户。但前一天的核酸检测总数也达到1300人左右（并不排斥路人加入）。而A社区现有7名“社工”，加上聘用制员工（网格员、协管员等），共有10个人。
A社区社区工作者人员去向牌
这两天，他们需要在6点半上岗，7点半开始核酸工作，晚上9点才能结束，10点才能下班。疫情之前较宽松的上下班时间，自疫情以来，几乎成为了奢侈。
社区工作者们的牢骚
2020年左右，当时整个A社区外围的主要入口都被可移动的铁栏杆拦住，只留出两个出入口，张敏们需24小时值班。“像我们同事都有小孩，有的在备战中考或高考，就非常痛苦。”她说。
相比之下，江西新余市的陈颖做出的牺牲更大。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新余市一度是除武汉市外的全国第二大疫情重灾区，当年1月底到3月初的确诊病例数达到130例。那时物资紧张，陈颖连防护服也没有，直接穿着雨衣给一个发烧居民量体温和送药。
她所在的新余市B社区有一万多居民，但只有7个社区工作者，且只有两个男性（其中一人还被街道借调了）。
如今，在疫情防控上，她们只需抓人员排查工作，但工作量仍然庞大。
在一个常见的社区核酸检测场景，医护人员主要的工作是：坐着捅喉咙。而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包括布置场地、找车请医护人员、帮助每户人把核酸二维码注册好、配合扫码登记、事后打扫卫生，等等。“连医疗物资转运都是我们用自己的私家车。”陈颖说。
A小区核酸检测场景常规工作还有联系中高风险地区来人，安排车转运至隔离点、讲明隔离政策、安排核酸检测、送爱心包等。
最困难的是面对意外和突发情况的处理。比如，从国外回来的居民躲在家里就不开门，打了许多电话各种撒谎，只能联系派出所上门；有时候，晚上11点突然来一个电话，说某某去过中高风险地区，去排查一下。
如今压力最重的莫过于上海的社区工作者。吴煌是上海一家专注社区工作者考试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他与他多个以前的学员、如今的社区工作者沟通后总结了他们的现状：
穿着防护服，挨家挨户地送抗原检测试剂；给每个居民核酸检测做扫码登记（以一个小区两三千人计，耗时4—5个小时）；派送物资、重点关注孤寡老人。
这些社区工作者基本无法回家，每天深夜回到临时酒店轮流洗澡睡觉，第二天早上又投入工作。“以前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事情杂一点。”吴煌说道。
重压之下，涌现了无数张敏、陈颖这样独当一面的年轻社区工作者。但在疫情形势持续严峻的当下，也出现一部分人临阵脱身。这是新出现的现象。
比如，除了开头提到的上海老“社工”，小巴所在的一个近500人的全国社工群中每天都有999+的信息，多为吐槽和有关离职的讨论。其中有个小故事：有社工爆料，社区共8个人，就走了4个。其中包括一把手社区书记。很快，街道、居民联名写信上报区里和市里才连夜劝回了社区书记。
“社工”微信群群聊截图如果拿传统的英雄与逃兵的逻辑来理解这两个群体，显然是粗暴的。
比如，小巴问张敏还会干多久，她脱口而出的是：“其实分分钟想跑路，但是又想不好跑到哪里去，所以在犹豫不定。“据张敏观察，社区工作者主要可以分两类人：一种是工作多年的，一种是新入职的。“三五年是一个坎，熬过去也就待着了。”
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让我们重视《记抗疫》一文中提到的一个悲伤的故事：3月22日，一位居民家里老人突然晕倒，急需就医，社区居委会成功联系到120救护车，众人一起看着救护车送走了，但老人在辗转若干医院求救无果后去世了。第二天，社工们都沉默着。
在文章末尾，她动情地说：“如果我们可以指使医生和医院，那么在3月22日那天老人倒地的那一刻，我就可以命令不接收她的医院接收并全力救治，也许她不会走……”
来自《记抗疫》
由于社区是居民自治机构，权限少。当基层情况极度复杂、严峻问题规模性爆发，上级部门和有关方面难以有效反应时，便容易出现以上这类悲剧。
除此之外，张敏也坦诚说：“物资调配不是社区能够完成的，只能被动等待上面拨物资。”
这样的问题自然也不仅仅出现在此轮疫情之中。“疫情期间，货车司机想要出车，交通局叫他来社区开证明。有人买了电动车想在车库搞个充电桩，国家电网让人去社区开个证明。还有很多人来社区开健康证，都是上面的人随便一说。”陈颖说到这里，颇有些哭笑不得。
事实上，她所在社区只能开居住证、大学生入党或考研的政审证明等极少数证明。
张敏也想多干点对居民有益的实事，一直未成功。比如，一个小区的居民希望小区入口有道闸，因为外来车辆占了属于他们的车位。但仅小区道路能否封闭这一问题，就需要多个上级部门同意；其所在社区的老年居民比例达到60%，他们曾呼吁建老年食堂，解决社区高龄老年人就餐不便问题。
当然，张敏也承认“权力太下放，可能会滋生腐败”。
与权限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满而杂的工作内容。
陈颖于2020年进入社区工作时，对社区工作者的理解来自小时候：那些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阿姨，天天东家长、西家短，为调解居民纠纷忙碌。
但现状是：“社区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具体来说，街道的绝大部分部门都可以给社区派活。比如环境、民政、卫健等等。所以，她的大部分工作内容是迎检。“我刚进来那一年做了三十本台账。”她说。一本台账记录了该社区这一年在某方面的工作内容。
反诈也是重点工作
前些年，社区工作者的工作还是较轻松的，但现在工作内容越来越多、细节要求也越来越高。“像以前做文明迎检，只要一年准备一次就好了，现在是一个季度都要来一次。”张敏无奈地表示。
这就导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十分糟糕的结果：社区与居民建立紧密关系的空间被压缩。
张敏负责的工作是党团党群，会经常在重要节日组织社区活动。她发现“年轻人太难团结，响应数量零星，而叔叔阿姨们愿意响应的还是比较多”。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个人。所以，目前与社区关系紧密的热心居民主要是这些老人，而随着老人年龄增大，已经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
这很大程度上，导致在面临疫情等极端情况下，社区与居民建立默契度和信任度的过程被大大地拉长，社区也缺少一呼百应的中青年志愿者队伍。
每次当不接地气的硬性考核指标下达而居民反应激烈时，常常是张敏最讨厌、感到无力的时候。
人手极端不足变成了全国社区的普遍现象。张敏认为她们社区需要20个人工作而非如今的十个人，陈颖呼吁其所在社区还可以划出若干社区，以至于尴尬的是，上海社区居民为了抢购物资跳开社区自发兴起了“团长运动”。
怎么办？
鲁迅在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值此古今难有之大瘟疫，我们并不缺少这类人。正是400多万社区工作者牺牲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疫情防控的基层屏障才得以树立。
但是，还能要求他们更多吗？从社区工作者群体中愈发严重的离职和普遍的精神紧绷现象来看，形势并不乐观。
夜间，杭州某社区在进行核酸检测
张敏说了一个故事：在现实工作中，她只见过一个心甘情愿奉献一切的社区工作者。这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副主任，有消防行业背景，抱着“服务他人”的精神干了十多年社工。每次张敏看到他，他总被居民围着，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找他。领导因此拼命给他安排活。有次干着干着竟直接晕倒，领导不得不强制他休息两天。
表现不乏优秀的张敏对他非常佩服，却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每次街道组织学习那些在社工岗位因奉献去世的文件时，她总是很反感。“福利各方面不到位，就让人平白无故付出，完全不值得学习。”她说。
相较而言，更现实的激励措施是涨薪，这是陈颖、张敏们最在意的事情。
“我们现在基本工资两千四百多，一年下来五六万的样子，好一点的社区可以达到7万，我们属于中等偏差。”陈颖告诉小巴。而当地社区工作者以前没有五险一金，后来才有了五险，近些年才有了公积金。
新一线城市杭州呢？张敏提到有关文件的说法是，杭州市社区工作者的平均年薪为13万元。
可张敏这个工作五年的社区副书记呢？刚入职时月收入为2800元，如今到手5050元。有五险一金，公积金是个人与单位均出700元。除此之外没有餐补、节假日礼品等福利。
最可观的要数上海等少数一线城市。吴煌告诉小巴，上海社区工作者平均月收入到手在6000元左右，年薪在11万—12万元左右。此外，“每年都在提高待遇，4000—8000元左右。”这一年薪水平比上海事业单位员工少3万—5万，公务员少8万—9万。
疫情下的上海社区工作者
扩招是当下最明显的趋势，很大程度是缓解社区工作压力的主要抓手。
按照2020年初民政部披露的数据，每名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群众。
软件培训班出身的陈颖曾在深圳的外包公司为华为做过两年的测试，2019年底因为结婚生娃回到家乡新余就业。因为没有合适工作，且市区公考竞争压力大，退而求其次考取了难度较低的社区工作者。当时报名人数600多，招聘30人。
去年，新余从旧小区中又划出了部分新社区，招聘人数也增加到60个人。年龄门槛也从2019年的18—30岁，放宽到2021年的18—35岁。
上海社区工作者的竞争比例也达到20:1，虽然报考的学历门槛为大专学历，但实际上大部分考生均为本科生，研究生也占一定比例。
吴煌分析，稳定性、离家近、压力小（疫情之前的情况良好）是人们考社区工作者的主要原因。据他透露，报考其平台的考生大部分是上海本地人，女生居多，且相当一部分是宝妈。其所在的机构上海粉公公司，是上海第一家专注社区工作者考试的培训机构。
换一个角度：想象数字化改造的未来社区
以上是管理手段的可能性，那么技术手段呢？
据张敏了解，杭州部分社区也在尝试数字化建设，比如数字化大厅之类。
从张敏个人实践来说，她认为老年人用不了。由于其所在社区老年人居多，社区连业主微信群都未建设，通知居民主要靠大喇叭，尽管这样的土办法非常有效。此外，社区平时所用的系统软件也频繁更换、不统一，让她对技术改善缺乏好感。
前不久，我们实地考察过的、经过部分数字化改造的杭州C社区。目前9个工作人员，管着常住人口和租客等近1.63万人。从2019年底开始数字化改造，已经过了两年时间。
针对疫情中凸显的老年人管理不力问题、年轻人与社区缺乏联系与互动的问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整个C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占20%。而社区有老年食堂，老年人用餐需要刷脸自动识别这一步骤，加上社区摄像头后台配有人脸识别功能。如果一个老人既没有出小区，也没有在食堂吃饭，并持续两三天时间，社区工作者就会上门检查。
对于当地大部分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年轻居民，比较有吸引力的是智能健康站、24小时图书馆等。“我有时候可能发烧，下楼就可以借助自助远程看诊，并进行配药。”一位年轻居民告诉我们。
杭州C社区智能健康站
当然，就从投入成本来说，未来普及的时间线会拉得比较长。比如，据社区书记介绍：他们与国内互联网公司合作，光物联设备就投了500多万，总的设备投入在1000多万。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未来社区”的概念。报告认为它的形态大致是：在一个社区内实现数字化、人本化、生态化，并满足邻里、教育、健康、创业、交通、低碳、建筑、服务和治理九大场景。即所谓“一个中心、三个价值、九大场景”，并且有发展成为“浙江下一个名片”的寄托。而C社区就是试点之一。
我们希望及时有效的激励政策，管理方式的改善，以及科技的手段，能够起到改变和发展社区这一特殊行业的作用，使得广大居民的生活工作能够更有保障。
印象深刻的是，陈颖与张敏的工作中仍然有许多惬意与感动。比如，“工作人员之间不像私企，可能没法交朋友。”张敏认为社区工作人员之间没有竞争，所以愿意互相交朋友，平时办公室的氛围也比较活泼、平和。
2020年初，陈颖所在社区附近的草莓园没办法做生意，于是那些农民把草莓送到他们社区来，说：“我就送给你们吃吧，你们这么辛苦！”张敏挨家挨户排查时，家长也会向小朋友们介绍她们的辛苦。
在走访间隙，张敏捡到了一张身份证，应该是做核酸检测的人遗失了，她很快拍照发给同事，同事借助采集核酸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找到身份证所属人的手机号码，二十来分钟后，丢失身份证的人回来领走了身份证。这一过程行云流水，显然张敏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
有这样一群人，不也是社区之福？社会之福吗？
注：陈颖、张敏为化名。
本篇作者 | 林波 | 当值编辑 | 杨帅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 图源 | 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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