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政策出炉！直击灵魂！中国将迎来彻底转型！

作者： 叶檀财经 | 2021-08-03

文/顾天杰

7月28日，攀枝花发布《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奖励生育。只有攀枝花当地户籍的二孩、三孩家庭，每个月能获得500元育儿补贴，直到孩子3岁，因此3年累计可以获得1.8万元。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两大难题：

生育率低、老龄化。

1.8万元的育儿补贴并不多，至少能证明政府真的有在思考，如何引导愿意生育的人口，真正放下担忧去生孩子。拿出真金白银发补贴，是最好的办法之一，这还不够，想要完全解决问题，必须进一步降低生养成本、提高社会福利，完善养老体系。提升福利制度需要大量资金，所以人口、生育和老龄化问题的根本，是如何将中国彻底从数量型经济，改变为创新效率型经济。人口变化了，经济结构和企业偏好也要调整，才能匹配新的人力资本，将产出最大化。

生育率下降无法逆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结构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54 年，国家鼓励生育，限制节育和人工流产。第二个阶段是 1955～1977 年，开始实施节制生育政策。第三阶段是1978～2013 年，独生子女政策全面落实。第四阶段是2014年开始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出台，到现在的鼓励三孩。从人口数量来看，建国后中国经历了三波出生人口连续高于2000万的婴儿潮。第一波在1950到1957年，年均出生2121万。第二波在1962到1975年，年均出生2628万，第三波在1981到1997年，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212万。之后中国出生率不断下降，出生人口基本维持在1500到1700万之间。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17年缓慢回升到了1.63，即使如此也低于世界公认的正常水平2.1。翻译成人话就是：愿意生孩子的父母越来越少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经济增长、生育率下滑后，只凭借放开生育政策就能将生育率再次拉升的。因为生育是一个边际效应递减、机会成本大幅上升的行为。生孩子能不能规模化批量生产，生育周期很长成本很高。中产阶级父母，大部分会选择只生1到2个孩子，然后优生优育，精细化培养，争取把能做的做到极致，将孩子培养成人才。如果生育率无法提升，那有没有办法让父母，更加轻松一些呢？有，最简单直白的方法是提升社会福利系统，尤其是完善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障制度。我们的邻国日本，就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国家高负债，换取国民超高福利。

日本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尝试通过立法，来完善国民养老问题。1959年出台《国民年金法》、1963年出台《老人福祉法》、1982年出台《老人保健法》、2000年出台《护理保险法》，同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养老。尤其是2000年出台的介护保险法，是日本养老产业爆发的关键，老年人支付10%的介护（相当于看护协助）费用，能享受介护保障。简单来说，日本建立起三个层次的养老体系：第一层是国民年金覆盖全体公民；第二层是和收入相关联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第三个层次是公司养老金。还有一系列的补丁政策，包括商业补充护理保险、介护保险制度等等。这种完善、庞大的养老体系看上去很美，唯一的缺点是烧钱烧太多。日本官方数据显示过去15年，人均社保支出增加50%。如此庞大的国家财政开支，导致日本央行2001年开启量化宽松政策，直接下场买国债，到2019年底日本央行持有国债高达481万亿日元，货币不断超发。日本国民高福利的根基，就是央行直接透支国家信用，增加负债，然后用借来的钱给国民提升福利水平，相当于变相藏富于民了。一般来说普通国家这么做早就汇率崩盘、信用破产了，日本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了一波缓慢的复苏。这一批率先复苏的企业，基本都处于高端制造、精密仪器、新能源、生命科学、新材料等领域。为什么会这样？教科书上不是一直写着，日本经济失去了20年么？实际上，日本失去20年是针对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来说的，大型企业依旧保持着非常强的竞争力，而且都走到了工业体系的最上游。比如我们看到的东芝、索尼、夏普，它们都退出了传统的黑色、白色家电领域，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美的、格力、海尔这样的品牌，完全失去原有主营业务后，它们做了什么？以东芝为例，它几乎放弃了原来的家电业务，目前在核电、新能源和氢燃料领域保持领先。夏普在医疗健康、机器人、智能住宅方面做出了成绩。我们最熟悉的索尼，2020财年直接创下史上最高利润记录，销售收入8.9994万亿日元，净利润1.1718万亿日元，净利润同比大涨64%。

一句话总结：

日本曾经的龙头，放弃了过去低利润、拼成本、堆人力的中下游产业，努力向上游工业攀爬，最终完成了颠覆式的转型。

目前还存在的日本大型企业，基本都是各种核心科技专利的持有者。日本政府依靠这些优良企业资产，保证国家信用不破产、汇率不崩盘的，同时依靠国家负债进一步提升国民福利。攀枝花政府直接发生育补贴，和日本完整的育儿福利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日本的福利和养老制度，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增加保障提升效率化解危机除了日本，另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德国。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883年俾斯麦颁布的世界第一部《疾病保险法》，1884年通过《工人赔偿法》，1889年实行《伤残和养老保险法》。上面三大法律，构成现代世界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特点是：

1、雇员、雇主和政府一起负担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互助共济。

2、强调受保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享受保障权利，也有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

3、更好地平衡了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间的关系。

支撑德国社会养老模式的，是一套与之匹配的社会市场经济主义发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可以简化为：反对通胀和资产泡沫，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比如德国房地产和欧美最大的区别在于：

杠杆率低、货币化率低、金融化程度低。

同时德国政府鼓励租房，并且有租房补贴，对房租上涨做出严格限制。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租房家庭比例为57.9%，首都柏林住房自有率为17.4%，租房比例为82.6%，同时期北京租房比例为28%。中国自1998年开始房改，房地产由此进入市场化，到现在已经是市场化过度，什么都交给市场解决，导致房子质量很差，业主维权很多。房子还成了最大的蓄水池，杠杆率高，并且大量的房贷压缩了居民消费。学习德国的房屋制度，本质上就是研究如何利用国家监管，降低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化、货币化程度。在企业经营方面，德国和美国最大区别在于：

德国主张员工优先，美国是股东优先。

德国的金融业受到很严重的限制，大企业主要资金不是来自于股市，而是来自于大银行，制造业和银行深度绑定在一起。两种模式带来的结果是：

美英国家以风险投资、投资银行为主的金融形态，帮助很多高科技、互联网公司快速发展，带来很多颠覆式的创新。

德国、日本以大银行大财团和超大企业绑定的模式，更有利于持续性创新。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日本更倾向于能够长期发展的汽车制造、医疗医药、精密仪器、机器人、光学设备这样的行业。中国自2010年以来，走的道路明显更偏向于美英模式。风投和VC、PE基金进入超级明星赛道，用资本制造一个又一个具有垄断优势的企业。它们更容易出现在消费、互联网、视频娱乐这样的行业里，比如滴滴、美团、快手、B站、喜茶、乐乐茶、和府捞面等等。这些行业的企业寿命，肯定是比汽车、工业软件、基础制造里的企业短得多的，这是由行业特性决定的。这么做导致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

贫富差距大到难以想象。

即使是互联网行业，差距同样巨大，富豪们各个身价几十上百亿人民币，最底层的员工熬着996，拿着万把块钱的薪资。这种情况在美国也出现过，据统计美国CEO与普通员工的工资之间收入平均相差300倍，互联网泡沫时期最高峰，这个数字曾经达到过400倍左右。在一个企业里，理想的薪酬差大约是20-25倍。日本从1945到1980年间，普通员工和CEO的薪酬差距大约是3倍，到了目前大约是25倍，德国尽管两者收入差距高达50倍，也比美国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