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单枪匹马，接管有30多名伪警察的派出所！
历史钩沉，“七一”前夕，长安君在北京东城区探访到四位公安老党员，在建党百年的特殊节点上，他们讲出了当年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伪警察捅穿了他装着手枪的点心匣子
刘连申，1920年8月出生，1952年9月入党。1939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5月加入公安队伍，1985年12月离休。
“再久一点，我们就要憋死在里面了。”
1920年，刘连申出生在白洋淀。从小习武的他十几岁时就加入雁翎队，和乡亲们一起头顶荷叶，嘴衔苇管，隐蔽在芦苇丛中，伏击日军的包运船、截获军火、铲除汉奸。没过多久，在二哥、北大进步学生、共产党员严冷带回的先进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包括刘连申在内的同村10余人，纷纷于1939年前后加入到抗战队伍中去。
他说，自己曾两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1942年，正值日军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革命边区物资极度紧缺，医药用品更是严重匮乏。由于刘连申的岳父在天津经营生意，所以组织安排他从天津取药并秘密运送到河北。在这时运输药品，就等于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脑袋都只是临时顶在脖子上。
这一次，刘连申又来岳丈家取药，可是一进村就被汉奸朱达库发现……
幸运的是，刘连申和同行的战友听到了动静，随即躲在了家中土炕下的藏身地洞，再铺上厚厚的床褥，逃过一劫。
要是再晚一点，他们即使躲过了鬼子的刺刀，也会闷死在这炕里。
还有一次是在1945年，作为地下党交通员，刘连申的任务是化妆成商人，护送京津两地进步学生到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支援革命。这一路上要应付不知多少国民党警察、特务，手枪是唯一的防身物。
那一次，他像往常一样早早就收拾好行李，一听到他的上级“货郎”带点天津口音的吆喝声和拨浪鼓的摇晃声在门口响起，他便出了门。
那时，大女儿还在襁褓中熟睡。他把纸质的点心匣子放到行李中，也来不及再摸摸女儿肉嘟嘟的小脸。
“他肯定是搞掉脑袋的事儿，每次你爸一走，我就觉得他再也回不来了。”很多年以后，刘连申的妻子在和儿子讲述这段经历时，语调里还泛着波澜，“如果被抓，牺牲了，我就再见不着他了。”
后来很久一段时间里，刘连申没敢告诉妻子，就是在那一次的行动中，火车上乘警用细铁棍检查行李，捅穿了他装着手枪的点心匣子，刘连申面不改色，心跳却很快，死死盯着前方不敢低头。直到下了火车，被汗水湿透的他才发现，铁棍扎在了扳机的护圈里。
而刘连申当时也不知道，他走了不几天功夫，国民党特务警察就找上了妻子。他们狠狠地甩了她两个耳光，厉声威胁道，“你爷们是共产党！他和那个货郎去哪了？不说我就把你跟你的姑娘带走！”
妻子的回答斩钉截铁：“带走便带走，我就是不知道！”
再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刘连申成了一名公安民警。他告诉儿子刘季竹：“要跟所有的后代说，让他们接我的班，拥护党！” 现在他又经常对着13岁的重孙女说一定要去公安大学。“我大姐、我、我儿子、还有儿媳，一家总共有五个人民警察。” 刘季竹说道。
他单枪匹马，接管有30多名伪警察的派出所！
魏炳焜，1927年7月12日出生，1952年8月1日入党。1948年10月1日参加革命，1949年2月2日参加公安工作，1991年12月离休。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老人倚靠在轮椅上，垂首打着盹儿。有十多年了，他的记忆在慢慢消退，攥也攥不住。老人叫魏炳焜，已经94岁了，曾任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政委。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夜，他在现场。
“北平要解放了！”1948年10月，喜讯来得突然。彭真一声令下：“北京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一定要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像镜子一样了如指掌。”可真要达到这样的程度，谈何容易？那时候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大本营，既有清朝遗老、下野的军阀、失意的政客，又有汉奸、官僚资本家、逃亡地主、封建把头、恶霸、惯匪、惯窃以及地痞流氓，还有国民党特务机关特务分子，“特别复杂，什么人都有”。彼时的魏炳焜尚是一名中学生，思想先进，已经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活跃在革命前线。“他认死理儿，觉得共产党好，就一心一意的，组织给什么任务都坚决要完成！”1949年2月，北平解放，接管国民党北平市伪警察局箭在弦上。“太紧张了，伪警察特多，有一万多，咱们严重缺人手。”那时候，一人当三人使、几天几夜不睡觉，都是常有的事儿。魏炳焜吃的是窝窝头、小米饭、卤咸菜，偶尔能沾点白菜汤，穿的是粗布衣裳，过的是当时北平最低水平的生活。可魏炳焜从不觉得累。他单枪匹马，接管了有30多名伪警察的前门派出所。那儿距天安门，咫尺之遥。“当时你害怕吗？”爱人握着魏老的手，凑近他耳边，一字一顿。“他们失败了，敢不听么？！”老人缓了缓，两条原本规矩搁在轮椅踏板的腿交叠起来，轻轻摇晃。2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前门内16号大院正式办公，门卫由旧警察换成了公安大队的战士。至此，北京市公安局共接管国民党警察机关单位32个，特务机构37个，三青团机关单位19个，可谓初战告捷。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顺利进入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入住中南海。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北京市公安局的第一代公安将士，顺利完成了新中国建国前夜的保卫任务。
“我一生都在保卫党。”老人不知何时醒了，正端坐一旁，垂首摩挲。那是“光荣在党50年”奖章。窗外的阳光打进来，党徽熠熠生辉。
“19岁，就让我去查一位副局长”
周元祥，1935年7月28日出生，1952年12月30日入党。1952年参加公安工作，1995年9月退休。
“格尔木那片是沙漠，走了几天几夜都是大沙漠。”回忆起近70年前的这段故事，尽管很多细节已经模糊，但86岁的老人周元祥依旧难掩兴奋。退休前，他曾是北京崇文分局的一名民警。那一年，他19岁，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接到了一项调研组的特殊任务：一位副局长因档案缺少材料，被怀疑党籍有问题。周元祥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摸清底细、并将这位副局长的入党申请材料补充齐全。
“我还很年轻，就让我去查一位老同志、一位副局长。”尽管这样说，周元祥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啥叫心里没底，一心想的就是领导信任我，我努力完成。”根据这位副局长的入党地点，周元祥先是直奔了山东淮海区。“淮海区组织部门翻了一天的文件，结果连存根也没有找到。”没有办法，周元祥只好又把资料翻了个遍，决定把副局长原先工作地点都跑一趟。山东、浙江、东北、甘肃、青海……去东北的时候下着小雪，冷得周元祥只好借了一件军大衣；山路上路面太滑，汽车一个没刹住，车上甚至有人把胳膊都撞出了血；后来到青海，他坐上了长途汽车，车开了三天三夜，路过了青海湖，也跨越了沙漠。最终，他在格尔木见到了这位副局长当年的入党介绍人，综合各地收集来的一贯表现，终于认定了这位副局长的党籍没有问题。“从那以后，组织就把我调去专门负责政工工作。”讲这些故事时，周元祥坐在旁边的女儿周向东和儿媳杨军华也听得新鲜，老爷子很少讲自己的故事，更不提工作。周元祥有一儿一女，女儿是周向东，儿子周卫东也是名警察。“西湖这么有名，当时我出差就住在湖滨路的宾馆，我连玩都没玩，连照一张相都没有留下。”回忆起来，工作这么多年、出差这么多次，周元祥坦言，自己唯一一次出差途中拍照是在延安，在延安桥上留下了一张照片。
周向东的印象里，父亲是几乎没有娱乐活动时间的，父女俩唯一一张合影，还是在天安门前。“小的时候，节假日一定在加班执勤，算起来，我真觉得爸爸那会一年当中有六七个月都不在家，所以好像当时就爸爸这个词的含义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太多的帮助。直到自己也工作后，才慢慢理解、习惯。”
要说周老对一家人最大的影响，女儿周向东说，那一定是“清廉”两个字。“住平房的时候，邻里间结个婚、串个门，别人送瓶小香油都不行。”工作上，因为“太死板”“讲原则”，也从来没人开口找老周帮忙；甚至逢年过节，“人家送卡送票的都绕着他走”。
再后来，每次孙子回家，全家人一起吃饭，爷孙俩一人一口喝着酒，也都是灌输式的教育：“你在单位得好好地工作”“不能吃拿卡要”“得好好表现入党”……
“当警察，特值！”
王金榜，1948年10月31日出生，1976年8月1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参加工作，1976年参加公安工作，2008年10月退休。
“王老，咱们党百岁生日，有什么话想说吗？”
“最想说的是，一定要听党话！”话音落下，73岁的王金榜老人举手敬礼，腰杆儿绷得笔直。
1966年，刚满18岁的王金榜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写到第10年，他终于接到入党通知。
那一刻，他高兴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小跑到财务那儿，掏裤兜交了第一笔党费。1976年8月12日，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也是在这一年，王金榜成了北京朝阳门派出所的一名“片儿警”。
之后的日子，让他知道党员并非“干累活”这么简单，当好一个警察也并非“干好事儿”这么容易。
辖区高某的大儿子犯罪入狱，小儿子喜欢惹是生非，常和人打架。“他家困难，父母身体都不好。大儿子已经进去了，小儿子可不能再走歪！”王金榜心里急，天天操心着高家的事，有空就往人家里跑。跑得多了，高某反倒起了疑：“你是想把我小儿子也送进去吗？”“再找我儿子，我跟你玩儿命！”直到有一天，高某找到王金榜，他老婆在旁边攥着一瓶敌敌畏：“你再来，我全家喝干！”王金榜却有股执拗劲儿：都是国家的孩子，哪个都不能放弃，哪个都不能掉队！
为了打消高某疑心，王金榜顶着烈日为他寻治病的方子；为了能让拮据的高某一家吃上肉，王金榜一次一次和商贩商量，把做生意余下的棒骨肉剔些给高某。“干片儿警，就得设身处地为老百姓考虑。”终于，他的热心捂化了硬石头。高某自发戴起了红袖标，在胡同里看门护院。年岁大了临到走时，高某还把孩子托付出去：“榜哥管教，我放心！”就这样，王金榜把全身心扑在了辖区每一个百姓身上，真正将“片儿警”的工作做到了家家户户的柴米油盐中，光是邻里琐事的记录，就写了足足14000多份。“那时候百废待兴，我就想着要抓紧工作、建设国家，时间根本不够用，哪还顾得着请假。”在派出所的22年里，王金榜累垮了身子，落下了心脏病，但辖区的治安却一点点好转。在这里，他收获了百姓的真情。他结婚那天，是“偷偷”结的，可还是让居民打听到了，络绎而来送祝福，锅碗瓢盆、床单褥子都给备齐了，王金榜一个个退回，可居民们热腾腾的心意，他记了一辈子。在这里，他收获了战友的温暖。他孩子4岁那年生了重病，所长凑出了300元钱交到他手上，嘱咐他安心用，不急着还，而那时一个民警的每月工资也不过二三十元……如今，有着45年党龄的王金榜早已退休，工作过22年的那个派出所让他感到熟悉又陌生。他发现居民的家常里短依然被“片儿警”们详细记录着，只不过当年一笔一划写下的档案变成了电子数据；窄窄的胡同里民警们依然骑着车日夜守护奔波，只不过当年的“二八”自行车变为了闪烁着警灯的电动车；案件侦办依然一如既往的高效，只不过如今有了监控探头、大数据警务的辅助……当问到当警察这么苦，到底值不值，王金榜发现今天的民警们和他当年的回答一模一样：“当警察，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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