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嘴上都说好的ESG，为何推广这么难？| 全景•卓识

作者： 全景财经 | 2021-07-09

ESG在中国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6月2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最新修订的年度（半年度）报告格式准则。在新准则中，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信息披露的内容、格式和要求等进行了调整。

特别是，新准则中新增了环境和社会责任章节。其中，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为减少其碳排放所采取的措施及效果，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等工作情况。

金融机构也在实践中探索。近日，国内保险资管行业编制的第一只ESG债券指数——“中债-国寿资产ESG信用债精选数”发布。恒生银行（中国）也于今年完成了首笔ESG人民币利率衍生品交易。

从理念到实践，从资本市场到实体经济，ESG正在中国摸索一条“本土化”的道路。但另一方面，在中国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ESG，在成熟性、完整性等方面的完善依然面临不少挑战。

在与全景·卓识的交流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原所长张承惠表示，目前ESG在中国的推广面临着三大障碍，很多国外的标准也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则从金融机构的角度出发，她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可能会再经历一番洗牌，而绿色产品一方面是银行让利，另一方面也真实降低了企业的成本。

ESG舶来标准不合国情需本土化

国内的ESG标准最初基本都是从国外的基本框架引进而来，目前尚未完成统一的ESG标准构建。张承惠提到，不同的评级机构都有自己设计的一套评价体系。

而对于投资机构来说，王丹也称，在具体评估某个ESG项目时，要看不同的行业，还有不同的公司处在行业发展的哪个阶段，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行各业、各个机构仍处在自己摸索的一个阶段。”

但张承惠提到，在应用实践的过程中，ESG的评价指标也在逐渐摸索“本土化”。“很多国外的标准并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

以“S”（社会）方面为例，标准普尔在一项研究中预测，如果女性劳动参与率得到提高，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会增长加速，可能会在10年内推动全球市值增涨5.87万亿美元。另外，英国法律要求雇员人数超过250人的公司需要报告性别薪酬差异。

张承惠称，尽管中国依然存在职场上的性别歧视问题，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相比，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突出。

实际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全球排在前列，不仅高于同为亚洲国家的印度，比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日本、美国也要高，因此中国在制定性别平等的评价标准时也需要实际考量。

另一个则是民族问题。“中国有56个民族，但企业在招聘和就业上却很少有考虑民族差异的问题。”再加上每个国家的民族背景都有所不同，因此国外的标准用到中国并不太适合。张承惠提到，一般来说，评价机构都需要根据实际国情进行一些调整。

“30·60”目标下制造业或再洗牌

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明确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30·60”的背景下，ESG投资成为了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

近日，辽宁、广东等多地已发布未来五年绿色产业投资规划，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加速落地。但另一方面，绿色环保项目一般前期投资大，而投资周期与回报期较长，因此也引起市场对其风险性的担忧。

王丹认为，如果从大政策的角度来看，绿色项目、ESG项目的风险性确实很小，因为世界的趋势以及中国整体的产业政策是往这个方向走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一定要实现，但是如果具体到每个行业，确实又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对一些传统行业来说，要达到‘30·60’的目标，同时又要满足国内的需求，这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王丹认为，在实现“30·60”目标的过程中，有一些行业可能会经历比较大的阵痛。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王丹认为，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来说都会再经历一番洗牌。“因为环保做得越好、越能控制成本的公司就越能留下来，大部分不好的、落后的产能都要被淘汰掉的，所以对企业来讲这也是一个新的竞赛。”

王丹认为，这一轮去产能的过程，可能要比2016年那一轮来得更猛烈，但因为还在疫情当中，企业暂时还没有体会。“一旦疫情结束，恐怕我们会发现在制造业之中，企业能感到的阵痛会比上一轮还要更加剧烈一些。”

中国特色ESG 金融机构要有作为

在“中国特色”的ESG框架构建之下，金融机构要有所作为，就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

王丹提到，绿色债券是现在重点推广的方向之一，但是中国的绿色债券的发行和成交，与国际标准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在国际上是企业发行，市场直接交易，但在中国基本上都是由商业银行来完成了这两项功能。”

“其实中国的绿色债券目前的流动性以及回报率都相对较低，因为我们还处于一个初级的试错阶段。”王丹认为，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对于不了解的产品，比如高级的金融衍生品等，许多的金融机构需要非常谨慎地发行。

今年，恒生银行（中国）完成首笔包含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条款的人民币利率衍生品交易，成为首家完成此类交易的银行。“这类绿色产品的核心关键点是，如果企业符合某一些ESG条款或者绿色条款的要求，那么他们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会低一些。”王丹认为，这一方面是银行让利，另外一方面也是真实降低了这些企业的成本。

推ESG要政府市场两条腿走路

此前，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中证800 ESG债券指数以及中证800 ESG信用债指数。今年以来，民生银行、中国中铁、云南铜业等几十家上市公司也纷纷发布了2020年度ESG报告。

“首先要说这两年ESG在中国推广得非常快。”张承惠提到，不少机构都开始构建自己的ESG团队，研发自己的ESG评价指标体系，特别是一些资产管理机构、公募基金等机构走得比较前面，已经把ESG理念渗入到自身的战略里面。

但同时，ESG在中国的推广依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张承惠提到，最大的障碍是信息披露不充分，特别是“E”（环境）的信息披露不充分。“虽然有量化的指标，但是符合评价体系的、非财务性的指标披露得很少。”张承惠称，在政府方面，如果要做精细的量化评价会存在一定难度；环境方面则因为缺少评价标准，暂没有强制或半强制的披露要求。

二是管理部门的重视程度。张承惠认为，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目前还没有把ESG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工具，对ESG工作的重视程度还未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现在ESG的热度主要还是热在舆论宣传层面，投资市场上实际的产品、实际的投资量还不是很大，所以我们ESG的深入程度比一些发达国家还是要弱一些。”

三是投资机构的考评机制问题。“一些投资机构，特别是国有的投资机构，注重的是财务回报率、投资收益率等财务数据。”张承惠认为，应该也要用ESG的标准衡量投资机构的绩效，从追求财务回报率向以ESG目标为导向发展。

王丹认为，未来在ESG市场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些龙头企业、龙头金融机构来牵头。如果某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可以率先在市场上推出ESG相关的金融产品，然后和国际接轨，那么就可以形成示范效应。“EGS的发展仅靠政府的推行是不够的，需要以企业为基础，真正发挥市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