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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宏观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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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认识历史与市场?

作者: 全球宏观投机 | 2021-07-01

 

  导读。理解历史与金融市场过程。        

一、理论

 

索罗斯先生在《金融炼金术》中写到:但我在取得金融投资成功后,思想上关注的仍是将反身性原理用于解释历史进程,其实写《金融炼金术》的本意不是教授投资之道,而是想利用金融市场能够量化的特征,将其当做实验场,来验证反身性思想同样适用于历史进程,从而形成一种哲学,并有望成为真正正确的历史观。

 

作为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我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非常注意将资产价格的变动与历史进程的演化结合起来。任何一个典型的历史事件,与市场交易都有非常类似的地方,那就是结果有多重可能性、发展路径不确定性、小的扰动可能带来大的后果、参与者都充满认知偏差、占主导地位的认知偏差会影响现实结果,而现实结果反过来强化或者削弱主流偏见、任何资产价格或者历史进程都有盛衰循环等。这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认知世界的观念。

 

我把上述观察和经验,总结为宏观因子-主流偏见模型,用来解释资产价格的波动。其实,这套方法体系也可以用来研究历史和认知世界。这篇小文章就是一个尝试,更加系统的说明历史事件和资产价格的相似性。

 

二、框架

 

那么,这套认知体系的框架是什么呢?美国历史学家Strayer和Nelson在一部新的全球通史《Ways of the World》中给出了一个当代历史学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框架,我个人非常认可,认为这可以作为我们认知历史和市场的思维模型,如果勤加练习体会,普通人也可以获得跟历史学家和市场专家一样的思考模式。

 

               表  认知历史进程的思维模式

我逐一分析上面这四个认知原则,同时列举历史事件和市场价格表现的例子。

 

模式一:多重因子

 

我们在面对历史事件,或者市场发展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对未来的无知。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于决定事件或者市场发展的原因,或者说是力量,是多重的。我将其称之为宏观因子。

 

因为多个宏观因子同时存在,同时他们之间相互影响,这决定了我们无法对未来做出准确预期。或者说,即便我们可以猜测大致的方向与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过程和扰动很难事先做出精确预测。理解事态变化的多元起因,是理解复杂现象的起点之一。

 

比如,日本为什么会偷袭珍珠港?我们往往从事后来看,非常肤浅的解释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必然行径。但真实情况完全不同于这些浅薄看法。有非常多的“原因”同时存在相互影响,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有A就一定有B,有好战的军部就一定有珍珠港事件,这是典型的中国互联网段子手思维。

 

  图   了解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的复杂决策过程

 

简单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起点是侵华战争。日本原来计划三个月征服中国,在蒋介石总统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成功的让日本陷入了战争泥潭。长期的战争,尤其是欧战爆发后美国逐步开始对日本禁运重要战略物资,让极度依赖进出口的日本陷入了经济困难,东京的高档餐厅甚至都吃不到优质大米。日本百姓虽然不满,但是在明治以来的国家至上主义的影响下,依然支持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但整个社会的氛围是压抑沉默的。

 

日本明治宪法留下来的瑕疵使得日本的天皇、政府、军队之间的关系复杂,天皇是名义和实际上的最终决策人,政府的行政体系已经具备一定的民选特征,同时政府无法控制军队,军队直接听命于天皇,而且政府内阁中的诸如海军和陆军大臣,一开始必须是军队现役军人担任,这给军方遏制政府创造了机会。

 

这样的体制安排,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国家的命运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负责人,天皇可以归罪于政府和军队,而军队则可以推诿于政府或者天皇。天皇是专制的,但是又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一竿子捅到底的秦制。日本也建立了宪法,但是具有选民资格的人数太少,同时历史上的贵族一直保持政府,民主的力量非常薄弱。简单说,日本当时的政治结构是处于专制和民主之间的一种奇怪组合。

 

1931年日本强占满洲里,就是没有经过政府和天皇的同意,军队的独立行为。而为什么天皇和政府没有压制军队呢?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队的主要构成就是下层农民,而政府的主要构成则是传统的政治精英,农民与精英之间一直存在矛盾。一些非贵族的民众觉得无法参与政治,他们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获得政治支持,是他们的常用手段。所以日本军队成为极端主义思潮集中的地方,而社会中的极端思潮组织,例如黑龙会等浪人组织,则是通过一系列暗杀行动,让日本政治谱系中理性非暴力的力量越来越边缘化。

 

日本在大正时代,有过好几次民主的扩张机会,政府也在尽力抑制极端主义思潮,但是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明治宪法的政治权力结构所致,但是当时能一定程度抑制极端主义,也是因为20年代全球经济处于比较好的状态。

 

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日本经济衰退,农民是相对受伤最为严重的群体,他们认为苦难的来源就是英美帝国主义阻挠日本的崛起,要让日本永远成为国际社会的二等公民,民间反对英美的情绪高涨。而当时的政治、商业和知识精英都理解日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们主张谈判解决美国对日本的制裁问题。而这两个部分缺乏基本的沟通和协调机制,甚至是日本政府内部的外交部和军部,都缺乏真正理解对方意图和行动的机制。国家的割裂状态和相互掣肘,容易让分歧走向极端的解决方案。

 

而1941年全球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德国在欧洲大陆的胜利,让日本开始在南下东南亚和北上进攻苏联的选择中,越来越倾向于南下,这也是海军的利益所在。日本在德国入侵苏联取得巨大成功后,开始相信仅仅依靠德国就可以征服苏联,日本可以不用出兵。其二、苏日苏门坎战役给日本陆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士兵中普遍形成对苏联红军的惧怕心理,其实从事后看,战役的结果,日本还略胜一筹。但是在当时信息封闭的情况下,日本陆军放大了自己遭受的失败。

                      表  苏门坎战役统计表

日美谈判一直是1941年两国关系的核心。日本的外交圈一直努力避免战争,但是对国内的战争准备并不完全知情。当时谈判的重点是日军退出中国的问题。美国的谈判策略是通过让日本撤出中国来换取对日的贸易禁运。这样做的出发点当然还是在于解除日本对美国西海岸的威胁。日美谈判取得了部分进展,但是在关键的撤军时间和方式上面,依然存在重大差异。直到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前,日本驻美大使还在就方案进行沟通。

 

通过上面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原因其实非常多,这里面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异,就会导致后面历史进程的改变。比如,德国和日本如果可以加强协调,通过东西夹击解决苏联,巴库的石油和蒙古的煤炭,依然可以部分解决日本的资源依赖问题。但是当时德日之间的同盟并不具备这种协调能力。再比如,如果中国战场,没有国民政府的坚持,很快与日本媾和,那么同样日本也有可能不偷袭珍珠港。

 

这里我们向历史学家学到的第一个思考模式就是,任何事件或者行情的发展,我们都要考虑多个因素同时在起作用,不要让我们自己过度集中到某个因素。正如本间大师所讲的,在正理与非理之间,还有其他的理由。我们对影响因素掌握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纠正我们自己的偏差,同时,也更加容易让我们在交易中随时改变立场。

 

模式二、宏观视角

 

现在人们已经确认,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从亚欧大陆到美洲大陆,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看到文明起源,同时,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楚早在200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亚欧大陆的所谓青铜之路,即亚洲大陆的东西两侧,沿着中央欧亚草原进行的贸易通路,后来的丝绸之路只不过是青铜之路的继承者。

 

回到交易中,这提醒我们在分析某个品种的变化时,应该意识到有一些共通的宏观因子在影响很多品种。比如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会对风险资产带来全面的利好,这种同时影响多个品种的宏观因子,可以帮助我们:

 

第一、  认清行情的性质;

第二、  通过分析不同品种的相关运动特征,从共性中识别个性,比如近期铜的运动。

 

最近铜的运动就充分揭示了行情变动中的宏观视角。我们知道,铜的需求主要取决于中国,而全球铜的供给也相对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但是铜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类别,也具备金融属性,即投资者喜欢通过买卖铜来下注全球经济复苏。同时,铜还有全球套利的网络,比如在不同国家,可以通过铜作为抵押品融资,从而获得更好的信贷条件,全球各地铜的价格也存在地域差异从而引发的套利机制等。

 

这就可以理解铜与中国经济周期长达几个月的背离。简单说,中国经济周期先行指数在2020年12月份基本确认见到顶部以后,铜的价格在接下来几个月继续高歌猛进。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只能说明是全球经济复苏步调不一致导致了铜的价格在这个阶段更加关注美国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而不再是中国的真实需求(这里有个前提是中国的真实需求也并不差)。

 

 

模式三、无心之果

 

历史进程中,真正有趣的事情是一些并非有意的行为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这里面揭示的一个深刻道理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往往是不够的,尤其是行为的潜在后果。

 

回到全球金融市场。我们知道,全球金融市场资金的融通,都是通过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为核心组成的全球银行网络来完成的,这种资金融通的全球体系经常有一些无心之果。这些金融机构经常在不经意间带来了国家的繁荣与萧条,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独特优势是可以在全球获取低成本的资金,同时可以获取全球的获益机会。在不同的机会获取中,货币汇率就成为一个关键的被影响变量。

 

这就是套息交易的真正形成机制。套息交易的起因是大银行的盈利动机和制度套利能力,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几乎决定了一些国家的汇率表现,从而严重影响了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融资条件和经济周期。这些银行将这种效应美其名曰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其实真正的根源就是银行自身的盈利动机,因为影响面太广太深,以至于一开始很难准确预料其行为的全部后果,从而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严重行情进程。

 

1980年代以后几乎每一次新兴市场金融危机,都是同样的模式,即国际银行将大量流动性注入目标国,而目标国缺乏动态管理流动性的能力,从而带来货币或者资产价格高估,当价格不可持续时,就产生了货币危机,本地银行和企业危机,进一步可能发展成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客观的讲,这些国际银行将大量资金投入阿根廷、墨西哥和土耳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自身的盈利行为最终会引发这些国家长时间的经济衰退,这就是无心之果。

 

模式四、开放结果

 

历史学家和交易员应该建立起一种开放结局的思维方式,即历史的非决定论。很多人都有隐含的历史决定论,比如文明一定战胜野蛮,普适价值一定战胜落后观念,理智科学一定战胜荒唐迷信。很遗憾,真实的历史往往是相反。因为,激励人奋斗的,除了希望与美好,还有恐惧与贪婪。

 

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事后来看不好的演化结果可以是持久的?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社会的高度适应性,一旦一种社会制度成型后,会有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如果没有外来冲击,那么,这种体系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即便这种体系从某种角度看,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体系。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的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是中国社会一次重大的结构性改变。中国从周朝的封建制度逐步过渡到大一统的专制国家。导致这个历史进程的原因同样非常复杂,之前有人用水利工程来解释为什么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但是类似的情况并未发生在其他相似地区,比如两河流域。历史的偶然性在这里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大一统国家在中国持续了2000多年。中间虽然有多次起伏,但是大一统的传统一直被保留了下来。这里面有非常微妙的外儒内法机制,这增加了理解这个体制的困难,因为你听到的都是儒家的说法,但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家的传统,也就是所谓的法术势的统治技术。这样的制度体系,完全可以存续千年以上,只要构成这个体系的基本宏观因子之间不至于分崩离析。

 

相信这种开放史观,非常有利于帮助我们分析当下的市场和历史走势。如果我们理解一些看似不合理的东西可以持续很久,那么更多只是我们自己没能真正坚持开放史观,希特勒是完全有可能拿下斯大林格勒从而南下获取巴库和中东的石油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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