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思考：生育率背后真实的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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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投资的文章写了很多，今天聊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从媒体口中和统计数据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1929大萧条以来的最大，每一年都在创下历史新高，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多样的娱乐手段，一定程度上抚平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只有在生育的时候才会暴露真实状况，比如全球主要中高收入国家生育率的暴跌，专家往往把生育率滑坡归结于收入水平和妇女劳动参与率的上升。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问题，生育率和妇女劳动参与率，什么范围内是关联的，什么范围内是不关联的？全球劳动参与率，中国在76%左右，美国约为65%，法国则在60%。其中中国适龄男性劳动参与率超过90%，女性也在70%以上，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接近60%，法国则只有50%，我们的南亚邻居印度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30%，妇女们还是比较传统的相夫教子。但中、美、法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1.7、1.9，几乎看不出收入水平和妇女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从多方的统计数据中，我们观察可以发现，妇女劳动参与率，只有在2.2-2.5以上的高生育率时，和生育率是正相关的。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在二战后生育率的变化。在1975-1990年期间，美国生育率从1.7一路上升到了2.1，随后一直维持到2007年。熟悉历史的人，可以隐约感知到这个脉络，那就是在1975-1990年期间，生育率似乎是和经济景气状况相背离的，彼时正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牙买加体系尚未确立，资产下跌，通胀横行。论景气，前有1960年代肯尼迪牛市，后有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妇女劳动参与率和社会进步，可以把生育率打到2.5的正常水平，但只有资产价格飙涨和资源分配失衡，才会把生育率砸到2甚至1.5以下的低水平。宏观经济学家和媒体喜欢用最富裕人群财富占全社会总财富的比例，或者最富裕人群和社会底层的财富比值，来衡量贫富差距。但这个统计方式，同上面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的相关性统计是一样的问题，那就是只在超长的时间跨度下是正确的，一拉近到十年二十年以内，就看不出相关性了。所以正确，但是无用。其实贫富差距一直以来都不只是总量问题，更多是结构问题。只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为了便于衡量，推出来一个乞丐版本，即以最富裕人群和最贫困人群的财富的比值衡量差距，后来的人们就慢慢把李鬼当李逵用了。但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贫富差距从来不是马云有1000亿，你只有1000块，而是你兜里有1000块，但隔壁邻居却有2000块。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资料，抛开观点如何，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最富裕人群的财富占有率，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始终维持上升趋势，世界性战争也只能短期压制，中间的波动更应该被看做是回调。所以类似统计数据的意义是有限的。什么对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影响最大？答案是资产价格的变动。社会的财富结构，完全由资产分配的不同决定。资产主要分为两大块：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前者的核心是地产，后者的核心是股票和债券。失衡主要源于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地域上的结构：一线城市和八线城市的年轻人，工资上的差距无非两倍三倍，但房价的差距可能是八倍十倍，以房地产撬动金融，资产增长额（非增长率）的差距可能会达到10-20倍。所以抛开基尼系数和贫富差距统计数据，中国的贫富结构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金字塔形：沿海为顶，内陆为底，这也是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来源，因为统计数据往往是地域上的，恰恰忽略了地域之间的巨大差距。第二种是年龄上的结构：任何正常社会，资产都会集中于中老年，年轻人尚在财富创造中，所以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演变为老人政治，欧美概莫能外。老人政治的特征，就是施政容易在青年和老年之间分配失衡，近几十年欧美青年越发迷茫躁动便源于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变成了糖衣炮弹，糖衣是真的，糖是假的。第三种是代际上的结构：财富的传承，从皮凯蒂的数据来看，比大众想象的稳定，因为资本的收益率总是高于工资的增长速度。对某一家富人来说，可能会有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但从整个富裕群体来看，阶层的结构非常稳定——英法两百年前的富裕阶层，姓氏和现在几乎一致。回到开始的统计数据，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总和生育率美国低于法国；更想象不到的是，美国的总和生育率居然和中国相当，论人均收入美国大约是中国的6倍，论最富裕人群和底层人群的贫富分化，美国比中国严重的多。韩国低于1的总和生育率也不能从人均收入，和社会最富裕人群占有社会财富比例的角度去解释，新鲜出炉的第七次统计数据，一胎和二胎生育率的倒挂也很难从这些方面解释：正常逻辑本应是一胎生育欲望远高于二胎，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往往只出现贫富结构呈“稳定金字塔”的社会，如韩国、东欧各国。社会财富只有三种结构，第一种是典型的埃及金字塔结构，第二种是纺锤体，第三种是“收紧腰部”“拉尖顶部”“放大底部”后的金字塔。其中第三种最为常见，这种结构下，贫富差距虽大，但顶部和底部距离过远——马云多有钱，穷人感受不深，反而对生育率影响没那么大；纺锤体则仅在二战后二十年短暂出现过，社会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可以算作人类的理想社会结构模型；生育率低下的国家或地区，贫富往往呈现“完美的埃及金字塔结构”，类似的“耗散结构”在自然界是高度反常的，往往只有在人为的干预下才可能出现。这种结构的背后，往往是资源单中心的：即谁靠近“资源”，谁就享受红利，离的近的吃肉，离的远的喝汤。顶层对底层的财富压迫感，会大大低于一层层延递的财富压迫，这些社会的中下阶层和年轻人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个体在社会洪流中的无力与迷惘。东亚和东欧经济体的特点，就是单中心的，韩国和俄罗斯是其中的典型，所以二者的总和生育率并列全球主要经济体倒数一二。回到美国生育率的变化，为什么在1975-1990年反而稳定上升？原因很简单，因为资产价格维持了稳定，同期企业利润快速改善，表现就是期间标普500每股盈利（EPS）稳步上扬。企业净利增加，才有余力发放工资，提高工人收入，同时资产价格稳定，贫富差距得到控制，中下阶层有很强的财富获得感。资产价格上涨，往往因为两点：一、实体投资回报比太低；二、利率压太低。这两个问题，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个问题：只有实体投资回报率低，经济发展萎靡，为了保证增长，政府和央行才会维持低利率以促进消费和借贷。实体投资回报率低，则往往由于三个原因：一、生产效率停滞；二、贫富结构失衡，导致消费能力弱；三、人口增长缓慢（发达国家GDP增长近一半来源于人口增长）。大家发现了么？利率、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贫富差距、人口增长几乎互为因果，然后纠缠成一团乱麻，成为一个相互增强的“永动机”。你不可能只针对其中某一个问题制定政策，必须得考虑一篮子解决方案，这就是当前施政的难点：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人口了，甚至低生育率变相成为了原因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国家人口政策的问题在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和全面，低估了这个问题在一系列“化学反应”后的复杂性。在此之前，整个反馈系统促进我们经济的增长：资产价格温和上涨，国内主要是房地产，带动房地产投资，然后拉动制造业，制造业景气环境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实体主导利率的国家，利率会随之上升，然后反过来压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这个循环在2013年或者2008年之前是良性的，但有一点，资产价格决不能快速上涨，回报率远远高于实体经济，这样会让整个金融系统彻底倒向地产：金融机构与地产勾连，二者单独组成一个涨价-贷款-再涨价的小循环。1980年代的末的日本，就是这样走入一个死胡同的：为了缓解广场协议后的经济增长压力，日本政府主动压低了利率，低利率让股市和地产等资产的价格飙升，然后金融机构把所有资金注入东京房地产市场和日经指数，持续上涨的资产价格又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日本，进一步压低了日本国内利率，推高了资产的价格。央行和政府普遍缺乏对利率和资产价格的敬畏心，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反复提醒我们，利率和资产价格不是人类可以随意操弄的对象，它会反噬，会产生自己的独立意志。一胎为什么倒挂，全球中高收入国家为什么生育率崩盘，为什么韩国和俄罗斯生育率垫底，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我们要谨慎的控制资源使用和资源阶层的壮大，要谨慎对待资产价格，要对调整利率和货币政策抱有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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