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峥、宁浩实控人,B站二股东,“导演天团”欢喜传媒四年“意外”亏损6.7亿
作者 | 罗兰
流程编辑 | 小白
“所谓的“导演合伙人制”也不过如此,大咖导演似乎也挽救不了公司的业绩;毛利率时正时负,联想到最近娱乐圈的风波,让人感觉这个行业真是难以捉摸。
”一、前言
今天风云君要和大伙儿简单聊聊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影视公司——欢喜传媒(01003.HK)。
风云君之所以会关注到这家公司,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公司市值,目前欢喜传媒的市值在70亿港币左右,体量不算低,如果按照这个市值来排序,欢喜传媒足以在港股的媒体及娱乐板块中,排到比较靠前的位置。
其次是行业影响力。这几年国内比较火的影视作品,其背后几乎都会有欢喜传媒的身影。
比如欢喜传媒独家投资并制作的《囧妈》,还有欢喜传媒参与出品的《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一秒钟》等,其票房成绩都非常好。
然后是所谓的“导演合伙人制”。
众所周知,为求互利共赢的效果,影视领域的上市公司会经常与影视明星们进行一些利益上的捆绑。比如前几年华谊兄弟曾推崇“明星驱动IP”,以较高的溢价收购了一大批明星持股公司。
有些明星,成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参与上市公司的日常管理,有些明星,甚至自己当起了上市公司的老板。
风云君曾经写过一篇有关稻草熊娱乐(02125.HK)的研究报告,即《吴奇隆、刘诗诗、赵丽颖,“星光闪耀”的稻草熊赴港上市:一出明星与资本强强联合的大戏正在上演》。(下载市值风云APP,搜索关键字,即可阅读全文内容。)
而稻草熊娱乐的实际控制人正是吴奇隆、刘诗诗夫妇。
看了这么多明星与资本两两相拥的案例,却很少看到有导演与资本两两结合的案例,而欢喜传媒正是此类的典型。
别的公司都是抢着和顶流明星签约,而欢喜传媒倒好,对明星不感兴趣,反倒是对导演很感兴趣,抢着和大牌导演签约合作。欢喜传媒与导演的合作模式便是“导演合伙人制”。
二、何为“导演合伙人制”?
2015年,资深制片人董平,联合当时正炙手可热的两位导演——徐峥和宁浩,通过借壳21控股有限公司成功在港交所上市,上市公司的名字随后就被改为欢喜传媒。
根据欢喜传媒最新的2020年财报数据,董平、宁浩、徐峥,三人共同持有欢喜传媒42.37%的股份,三人为一致行动人且均是欢喜传媒的实际控制人。
(欢喜传媒2020年年报)
欢喜传媒的第二、第三大股东分别是B站和猫眼娱乐,两者分别持有欢喜传媒9.98%和6.31%的股份。
(欢喜传媒2020年年报)
再说说欢喜传媒的管理层。
截至2020年末,欢喜传媒的董事会有两名执行董事、三名非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及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
董平是欢喜传媒的董事会主席兼执行董事,董平曾是多部国际知名电影的主要投资者、监制以及联合监制,包括《卧虎藏龙》、《让子弹飞》以及《西游·降魔篇》等。项绍琨是公司的执行董事兼CEO,公开资料显示项绍琨曾长期从事律师工作。
(欢喜传媒2020年年报)
非独立非执行董事包括宁浩、徐峥以及李旎。
宁浩,中国知名的导演及编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本科,其成名作为《疯狂的石头》。宁浩导演的作品,在市场上一般都比较卖座,比如拿下22亿元票房成绩的《疯狂的火星人》和11.69亿元票房成绩的《心花路放》都是由宁浩执导的。
徐峥,中国知名的演员、导演、编剧以及监制,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徐峥的成名作是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和《李卫当官》。
其后,徐峥改拍电影,并逐渐往电影圈发展,其电影成名作是《爱情呼叫转移》,2012年,徐峥的首部导演作品《人在囧途之泰囧》大获成功。
(欢喜传媒2020年年报)
欢喜传媒最后一位非独立非执行董事是李旎,李旎是B站派驻到欢喜传媒董事会里的人员,李旎在B站的职位是副董事长兼COO。
这里风云君需要解释一下欢喜传媒的“导演合伙人制”。
众所周知,美国好莱坞采用的是“制片人中心制”,即制片人在一部电影作品中所拥有的话语权是最大的,连导演也要听制片人的安排。
与美国不同,中国电影市场普遍是以导演为中心,导演的地位比制片人的地位要高。导演是决定一部电影能否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因此,一部电影是不是由有实力的知名导演来执导,直接关乎电影作品未来的成败。而欢喜传媒属于整个电影行业的上游,可以归属于内容生产方,应该更加渴求好的导演资源才是。
欢喜传媒创立了独特的“导演合伙人制”,在这种制度下,欢喜传媒会授予导演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并与导演签订合作协议,以此来实现导演与公司利益的捆绑。
导演拿了股份,就变成了股东导演,个人利益将会与公司利益更加一致。凭借这种模式,欢喜传媒也确实绑定了很多优质的导演,甚至打造出欢喜传媒的“导演天团”。
截至2020年末,欢喜传媒共与14名导演签订了独家合作协议,其中股东导演有7名,包括陈可辛、王家卫、顾长卫以及张艺谋等。
欢喜传媒会根据具体情况,与不同的导演签订不同的合作协议。以欢喜传媒重量级的股东导演宁浩为例,根据合约内容,宁浩需要每三年为欢喜传媒导演一到两部电影作品。
如果宁浩有任何构思或者想法,那么欢喜传媒将拥有排他的投资权和制作权,欢喜传媒是且只能是唯一的投资者。另外,公司还拥有宁浩作品在国内的优先发行权。
(欢喜传媒2020年年报)
三、毛利率时正时负,盈利能力太糟糕
欢喜传媒没有长期借款,只有短期借款。
欢喜传媒的短期借款从2017年的0.78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2.95亿元,后下降至2019年的0.5亿元,2020年的短期借款也只有0.5亿元。
刚开始的时候,公司账上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没有同期的短期借款多,不过后来随着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不断增加,短期借款不断下降,欢喜传媒的流动性压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欢喜传媒最大的单一资产科目是电影及电视剧版权。
电影及电视剧版权从2017年的4.91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8.06亿元,后下降至2020年的3.68亿元。
从营业收入结构看,欢喜传媒和传统的影视制作商一样,主要靠分账票房和电影、电视剧版权的授权来获得收入。
(欢喜传媒2020年年报)
对于欢喜传媒的盈利能力,那是真的不敢恭维。
欢喜传媒的营业收入从2018年的1.75亿元大幅提升至2019年的8.14亿元,主要原因是当年公司参与出品的两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和《疯狂的外星人》,其票房成绩非常不错,导致公司营业收入激增。
毛利率方面,公司表现得极不稳定,比如2020年的营业收入达到6.33亿元,和2018年的1.75亿元相比,要多很多,但是2018年的毛利率高达51%,而2020年的毛利率竟然为负的3%。
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影视内容制造商的业绩确实不太稳定,且毫无规律可循。
公司营业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电影及电视剧版权的摊销。
(欢喜传媒2020年年报)
连毛利率都是一副拉跨的样子,可想而知公司的盈利能力是有多差了。
2017至2020年期间,公司只在2019年实现了盈利,其余的年份均是净亏损,近四年,欢喜传媒累计净亏损6.7亿元。
公司的现金流表现得也是同样糟糕,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和自由现金流在2019年分别为0.74亿元和0.71亿元。
除了2019年,经营性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在其余年份,均呈现净流出的状态。
在没有分析欢喜传媒之前,风云君比较好奇,以为“导演合伙人制”是一个可以帮助欢喜传媒实现稳定的业绩增长的良好合作制度,搞了半天,公司业绩还是那么差,那么不稳定。
看来,这所谓的“导演合伙人制”也不过如此,纵有“导演天团”的加持,欢喜传媒还是该亏损,还得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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