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党员杀一个，新入党杀全家！”
导语
长安君（ID:changan-j）：
脾气急、性子烈，对于手下，一言不合就拳打脚踢，硬生生把自己手下的班长打跑了，大家给他起了绰号郭大胆、郭炮筒；
身体被划开把心取出来、头颅被砍下来挂在人家的门口，虽有“伯公凹七烈士”这样的英雄人物，但更多的却是没有留下名字的“无名英雄”；
父母牺牲、兄弟被害，堂妹就义，满门忠烈......
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精心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是中央的明确要求。为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超级大V的正义之旅”（第五季·红色政法之旅）再次起航！这一站，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携手@央视新闻、@共青团中央、@环球时报、@观察者网、@雷希颖、@一号哨位、@开水族馆的生物男、@老猪的碎碎念、@帝吧官微、@专业戳轮胎熊律师、@大漠叔叔、@-西北野战军-、@微博政务、@视觉中国等超级大V，来到了福建龙岩，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还原真实场景；一起跨越时代，了解革命历史——
“你打铁出生，怎么打人就像打铁一样呀！”
在那个年代里，红四军是由多个成分的人员组成的。“打进城里大吃大喝享清福、打回老家娶个老婆分块地.......”当时大家的思想是相当的不统一。那是因为当时的军队成分既有农民起义军、小资产分子，还有干过山匪或者以前和军阀混在一起的。
当时在我军里有一个郭“铁匠”，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转投入了毛委员和朱老总率领的红4军，从大队长做起，很快做到了师参谋长。他就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代郭天民，还是我国的开国上将。“他对于普通战士的要求非常高，事无巨细，稍不达意，就厉声斥责，有时候火气上来，压制不住，还会动手打人”，但效果很差，战士们对他的意见很大。“我不是逃兵，就是受不了郭铁匠那驴脾气，换谁都受不了”，当时有个小战士来到郭天民的部队，当了班长，但没多久就跑了，临走留下一封信。这件事，在全军中传开，惊动了毛泽东。“一个大队长竟然打跑了班长，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军阀作风啊！”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提起这事说道。“你打铁出生，怎么打人就像打铁一样呀！”毛泽东打趣道。经过批评，郭天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变了自己的工作态度，深入士兵，和士兵交朋友，大家也渐渐对他刮目相看。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闽西古田曙光小学里庄严开幕了，史称“古田会议”。
100多位代表齐聚一堂，围坐在篝火旁，聆听毛泽东、朱德、陈毅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一个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就此诞生。古田会议解决了两大历史性课题，这也是之前起义军都失败的原因，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即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
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护送过200多人、600万元的布和价值900万元的食盐。”
这是中央红色交通线交出的答卷。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为加强同各苏区和各红军部队的联系，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分别是北方线、长江线、南方线。
“中央红色交通线”说的就是南方线。
在其余两条线被破坏的情况下，它安全运行5年之久，参与运送六千多担中央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护送两百多位中共领导人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中央苏区。
“伯公凹最大的奇迹是永定人民完成交通工作零差错”，这也是中央红色交通线能够安全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曾经讲过一句话“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有一个小镇叫伯公凹，它非常的特殊，既是福建和广东两省交界处，也是苏区和白区交界处，更是我们这条交通线水路和陆路的交接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他被捕后，敌人将他反绑在门扇上，严刑拷打，誓死不屈。后来敌人拿他没有办法，恼羞成怒拿出一把尖刀，把他整个后背破开，然后把手伸进去把他整个心脏给扯了出来。”他就是烈士邹昌仁。
过了不久，他的另外一个兄弟邹佛仁被敌人逮捕后，头颅被砍下来，被当作敲诈勒索群众的工具，轮流挂在每户人家的门口，以此恐吓群众。
“只要革命有需要”。
尽管敌人用这样血腥的手段来恐吓我们的交通员和群众，但是我们的交通员依然敢于挺身而出，敢于奉献。
“建国前，为支持工农革命，广东大埔青溪秘密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接令，把500银元送到香港。为躲过搜查，他把30斤银元紧紧绑在胳膊上。大热天，他穿着厚外套翻山，最终将银元安全送到……此时手臂已经发炎溃烂！”
他的房子三次被焚烧，只剩下一段残墙
“我过去在金砂住的房子，根本不应该考虑重建......”
新中国第一至三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得知乡亲们要重修他们家的房子时回信说到。
1928年6月底7月初，张鼎丞策划并指挥了震撼八闽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永定暴动。永定暴动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报复张鼎丞，派兵连续三次焚烧他家的房子，当时就烧得只剩下我们眼前的这一段残墙。
新中国成立后，乡亲们多次建议张鼎丞重修他家的房子，但他始终没有同意。所以直到今天，在他的故居，只有眼前的这一小段残墙了。
作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在张鼎丞的影响下，他们一家是家族式地参加了革命。但是，在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整个家族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父亲张来洪在红军长征后敌人“清剿”时被杀害，母亲范达春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出狱后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一个弟弟张福智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被敌人杀害了，另一个亲弟弟范炳元被国民党砍头，母亲范达春拿着挑稻谷的箩筐到刑场，一头盛儿子的头颅，一头盛遗体，嘴里喃喃道：“儿呀，阿娓带你回家了！阿娓带你回家！”
回来以后，母亲又不忍心看着儿子身首异处，又强忍悲愤一针一线一针一线将儿子的头颅和身体缝合起来后进行安葬。
张鼎丞还有一个堂妹张锦辉，12岁就参加了革命，被誉为“红色小歌仙”。
1930年5月，张锦辉在仙师开展工作时不幸被俘。敌人想用佳肴、衣衫收买她，但却遭到她痛骂一顿。敌人看软的不行，便来硬的，把她吊在空中，用皮鞭狠抽，用钢针将她的十个手指扎透，用铁丝将她的乳房穿透。
从白天到晚上，她受尽酷刑，身上已没有一块好肉，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却始终没有开腔。
她牺牲时年仅15岁，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烈士，和刘胡兰一起被评为十大少年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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