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瑞丽：关于文明、历史、人性和市场

基本上源自偶发的想法，农历新年前后我花了十多天从北京自驾到了瑞丽。这条线正好是所谓的胡焕庸线。中国的国家高速G5从北京到昆明，经过了这个国家历史最悠久的几乎所有区域。如果回到战国时代，我这一路从燕国出发，穿越赵国，略过韩国，途径秦国大部，到达成都后，沿着此生必驾的川藏南线，即318国道，翻越二郎山、折多山、卡拉子山、海子山、依次穿越了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进入西藏昌都后折向历史上著名的滇藏丝绸之路，从北往南翻越崇山峻岭，在梅里雪山看见日照金山，同时看到三座6000米以上的高峰，深深被震撼。经过了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迪庆香格里拉、丽江、大理、腾冲，最后到到达了中国西南的国门瑞丽姐告口岸。从瑞丽途径大理，原本可以顺着G5回程，但是为了探访鹤庆的银器，我们又再一次绕行泸沽湖，翻越大小凉山，回到西昌。整个行程在5000公里左右。

图  中国新旧石器时代考古点分布图

 数据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图   战国形势图

这一途我们驾驶的是小鹏P7和理想ONE，小鹏的高速辅助驾驶模块NGP和理想ONE的油电增程模式都让我印象深刻，中国的智能汽车制造实力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小鹏的NGP自动驾驶性能超过了特斯拉的FSD，NGP在翻越秦岭山路时表现优异，可以在复杂的路况下实现自动辅助驾驶。理想ONE适合长途旅行，但智能驾驶部分表现较差。

图   小鹏和理想

第一部分、关于文明起源的思考

早期文明的兴起，几乎完全被地理所决定。山西临汾地区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主要就是因为有汾河和盐。文明来自于人群聚集，而人群聚集必须要有土地、水源、气候、基本的元素，比如糖盐脂，维生素等。

水源必须是合适的，水流不能太急，同时水流带来农作物必须的微量元素，否则农业用水的成本过高，甚至技术上不可行。这就是为什么黄河在山西北部和内蒙南部拐头往南后，逐步出现农业文明聚集的现象。

所以，文明的出现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物质，往往又在地震带上面，因为地震活动使得人类生产活动需要的铜、铁、锡等矿石资源容易获取，但是地震的风险往往又容易让文明毁于一旦。

文明同时又是脆弱的，除了地震活动，人群聚集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战争的影响，很可能会让文明走向衰落，这就是山西今日衰落的根源。事实上，从唐代以后，山西就开始衰落了，因为土地的肥力下降，水稻的种植和亩产开始超过山地作物。晋商的兴起，主要是来自于疏通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和北方游牧民族、亚欧中部和欧洲的贸易需求，那也是山西的地理环境使然，一旦新的贸易路线开发出来，山西的地理优势不在，晋商的没落就不可避免了。

图   离开北京不久就开始进入山区

我在平遥的时候，思考的问题就是，山西如何才能走出落后呢? 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什么现实的办法，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怎么融入呢？等到湖北和河南的成本过高，同时山西到青岛或者西安的物流成本下降到足够程度，可以让投资者到山西建设工厂的时候，可能才是山西经济走出困境的时候。

正如最近几年安徽、江西的经济表现优秀一样，真是当地地方政府有独特的眼光和能力吗？并不是这样，只是全球价值分工链寻求成本更低的区域，而中国的基础建设能力使得这些原本远离太平洋的地区开始具备了综合成本优势而已，是时势造英雄。

西部的成渝西同样如此，制造业的西移，物流成本是最重要的因素。重庆制造的电子计算机设备，通过陆路运输，到达阿姆斯特丹的成本，如果比从深圳盐田港起运的成本更加具备综合优势，那么，新的从中国腹地的成渝西的制造品，就可以穿越中亚五国，到达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乌克兰、俄国、土耳其、希腊从而进入欧盟市场了。

图    临汾晨景

第二部分、从中央欧亚史来理解丝绸之路

穿过4000米海拔的天空之城理塘，我们傍晚到达巴塘。巴塘的海拔只有2600米，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小城市，常住人口只有几万人。巴塘的城市中心是一个中山广场，这在中国的西部城市并不多见。“巴塘”（Batang）一词音译自藏语，其意为“在一大片草地上，羊的叫声处处可听见。”(ba - 藏语对羊叫声的发音 + tang - 指坝、干草原)。

巴塘是川藏和滇藏线的汇合点之一，是历史上重要的贸易城市。现在我们知道，丝绸之路上主要的贸易品都是当时的奢侈品，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有足够利润率的产品才可以覆盖远程运输的成本。

图   巴塘的贸易枢纽地位

我们总是习惯从中国的角度看待历史，欧洲人则习惯从欧洲中心来看待历史，其实，我们可能都是错误的，因为，世界的中心，很可能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在中央欧亚。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普通的认知里面，都低估了中央欧亚地区曾经在历史上的枢纽地位。

图  双轮战车的全球传播史

我们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角度，现在已经可以相当清晰的看到发源于中央欧亚地区的双轮战车在欧亚大陆的传播历史。双轮战车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制造业，而中央欧亚地区三次大的移民潮流促进了语言、文化、贸易、技术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而双轮战车在中国的传播，则很有可能是通过古羌人来实现的，羌，在古印欧语系中，有牧羊人和骑马战士的含义。

实际上，全球化从来都在进行，上个世纪70年代关于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考古证据早就证明了中央欧亚北部草原的文明交流。所不同的主要是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

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简单总结一下中央欧亚曾经的历史枢纽地位：

第一、  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并不是野蛮人，他们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最后到丝绸之路，都一直是文明和文化的创造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的一批全球化实践者；他们拥有的生活水平并不低于农耕地区的人民，其政治制度也有独到之处，按照福山的说法，同样属于典型的家族化传统政治格局，传统农耕文明（除中国外）并无优越之处；

第二、  欧亚大陆南边的农耕民族，包括罗马帝国、大汉帝国、波斯帝国，长期处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之中，而斗争的核心，就是控制贸易通道；游牧民族并不天然好战；

第三、  历史上，一旦有强大的中央欧亚帝国，包括斯泰基、匈奴、鲜卑、粟特、蒙古、帖木儿、准格尔等，丝绸之路的贸易就是相对发达的时候；贸易对于游牧帝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游牧帝国的统治基础是围绕君主的忠诚武士集团的奖赏制度，奖赏财富的来源就是贸易中的税收；这点甚至秦始皇都学习到了，秦始皇曾经专门鼓励过四川地区的女企业家，因为他意识到企业家创造的财富是国家税收的基础；

第四、  农耕民族强大以后，倾向于控制贸易通路，因为贸易引发的资金、信息、信仰流动，有可能会影响农耕民族的统治基础，因此他们对贸易的态度并不欢迎；贸易很多时候只是政治手段；中国历代的灭佛运动很多时候都是源自于财政危机；

第五、  大航海时代之前，大规模贸易都是发生在陆上。海洋贸易的规模很小，同时都是小范围接力式贸易，直到欧洲人自己发现了直通亚洲的贸易路线以后；

第六、  游牧民族，或者称之为贸易民族，相当部分的基因通过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影响了后来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崛起，比如对于贸易规则的尊重，对不确定性引发的会计和金融原则的实践，蒙古帝国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深远。蒙古帝国是世界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后续英国对全球的征服中，可以看到很多当年蒙古帝国的影子；

第七、  中央欧亚历史被人遗忘，很多都是政治的产物，后续的统治者从自身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持续抑制了人们对中央欧亚史的认知。清朝和俄国是系统性消灭中央欧亚文明遗迹的主要力量，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在苏联时代被有意识的销毁（甚至帖木儿大帝的遗体都被苏联科学家拿走）。直到苏联解体后，在日本、美国、俄国、蒙古以及中国历史学家的努力下，中央欧亚史才开始重新获得了普通人的认知。

第八、目前中央欧亚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是否可以重现丝路繁华还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图 阿塞拜疆巴库的现代建筑

第三部分、梅里雪山，开放的历史观

梅里雪山是最大的惊喜之一。梅里雪山的壮阔，一是来自于其蔓延150公里的长度，第二是三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彼此相望。当然，引发世人对梅里雪山兴趣的还有1990年代的两次山难。出于对于藏族人民的尊重，当地政府颁布了地方立法，宣布永久放弃登顶这座藏传佛教眼中的神山。

宗教的来源很多，其中一个是人类对于未知问题的求解。从这个角度看，宗教跟科学是同源的，本质上都是建立一个大脑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结构，这个结构可以满足大脑的一些生物性需求，我把求知欲理解成为是一种脑部的能量结构。

佛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成就，它看到了，或者说猜到了，自然，人类社会，甚至宇宙，都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一切为有法，都是各种机缘的产物。所谓机缘，就是变化的各种宏观因子，他们决定了事态发展变化，这种变化，本质上是不确定性，开放的，异变的。而脑科学的进展，让我们逐步认清，所谓意识，就是一种神经的电化学过程，建立各种比互联网还要复杂的网络链接，从而形成电流在大脑里面不同部位的活跃，这种活跃，就是我们所谓的意识。所以可以说，意识就是物理的，人类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人体本质上只是一个能量结构，这个结构服从基本的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的理论预测。

建立开放的历史观，是我自己过去这些年一直持续努力去做的事情。金融市场的确是验证历史观最好的地方，所以，不存在对价格的精准预测，也不存在对时间的精准预测，我们需要的方法论，是解读市场，认知到当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认知结构在主导行情的变化。而这种认知结构，经常跟经济学和金融学无关，这些学科至多也就是提供了某种解释或者指引，但是，市场比这些认知复杂得多，很多时间，市场的大幅波动，仅仅是来自于人类的预期本身或者一些资金犯下错误，比如杠杆过高。

图  日照金山

第四部分、中国经济升级之路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是一个进行中的事情，因为历史不会停止，人类永远探索，资金永不眠。即便在文革期间，浙江的市场经济依然存在，因为交换互利是智人种的本能。在陆家嘴和金融街的分析师往往过多去关注当政者的想法，但是缺乏脚踏实地去丈量这块土地，这些人民想法的行动。

云南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而瑞丽是此行的终点。这个典型的边境城市因为盛产玉石而驰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升级之路。

瑞丽的玉石，鹤庆的银器，都是云南历史悠久的产品。历史悠久现在更多是一种历史负担了，因为陈旧的规则和设计已经引不起新一代消费者的兴趣了。

比如翡翠，如果我们从单从稀缺性而言，翡翠的稀缺性远胜于钻石，现在钻石已经完全可以人工合成了。但是钻石产业链的深度、广度和普通消费者的认知度，远远大于翡翠产业链，婚戒消费市场的绝大部分都是钻石产品，很少有人在婚戒市场购买翡翠戒指。这里的根源不在于文化差异，而在于市场的组织模式不同。最核心的要素是消除信息不对称，树立行业标准。这里不得不提到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商业规则制定者，他们通过制定标准，消除了消费者对钻石消费的疑虑，从而成功的把这个产品做成了全球奢侈品的公认标准。

瑞丽的翡翠原石绝大部分来自于缅甸，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完成加工然后销售，所以，中国是产业链的设计、加工、生产、营销环节。而这恰恰是云南，乃至中国可以在经济增加值方面去深度挖掘的事情，通过参与和建立全球公认的翡翠评级标准，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无顾虑的消费这些矿产品。

图    瑞丽的玉石市场

而鹤庆的银器是另外一个经济成长故事。鹤庆新华村从唐南诏时期就已是云南铜银器手工艺中心，至今已有上千年的金、银、铜器加工历史，其产品沿着“茶马古道”大量输送到我国藏区及尼泊尔、印度等国，“鹤川匠人”的美名传誉海内外。不过鹤庆银器真正发扬光大却是在明代，我猜测这很可能跟蒙古人征服云南带来了银器制作技术有关。

类似银器这种日常消费品，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吸引消费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大家在大理古城转一圈，会发现太多千篇一律的银器店了，大部分银器的设计风格显然还停留在清朝乾隆年间，繁琐无用的各种花纹装饰，令人惊喜的是，在这千篇一律之中，我们也终于看到企业家精神在沸腾而出。

图   李小白工作室

鹤庆当地的李氏兄弟创业的品牌李小白已经开始成为国内银器的创新领导品牌。他们的设计完全摆脱了传统新华村的风格，类似北欧和日本的极简主义。而他们的销售价格也高于普通银器，只要消费者买单，哪怕只做很局部的一个市场，那么就可以养起一个足够大的品牌了，这其实就是法国和意大利奢侈品牌成长的关键。中国未来在全球市场肯定会有一系列奢侈品牌出现，巨大的品牌溢价就是经济成长的方向。当然，这背后依然离不开研发创新投入。

就银器本身而言，白银价格是银器的主要成本。来去匆匆，我也没有来得及跟他们交流是否使用白银期货对产品成本进行锁定，类似这种行业是最需要金融服务的。

第五部分、结语

这篇游记应该一个月前就完成。拖拖拉拉到现在，也算是记录自己的一段思绪。近日开始读金刚经，更深入的理解到万事万物都是缘起缘灭，山还在，水还在，人还在，但是一细想，他们也都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