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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变局下,中国顶尖智库开会,他们最关心的是这几个关键词!

作者: 全景财经 | 2020-09-16

2020年,对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换挡的中国而言,难言轻松。

最近,美国不断打压中国企业。从断供华为“芯片”,到Tiktok和微信发出禁令,再到所谓的“清洁网络”计划,甚至煽动所谓的中美“脱钩”。

这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清发展的路径——越是形式复杂,越要方向坚定,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是第一生产力。

针对百年未有之的大变局,今年5月14日,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在此后数月不断重申。在近期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地位进一步明晰——不仅仅是“十四五”,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都将遵循这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探讨上述问题,9月12日,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西安举行。包括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肖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在内的诸多中国顶尖经济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了探析“双循环”。

全景数据特别统计了本届论坛上各位嘉宾发言中的高频词,从大数据的角度感受顶级金融智库的真知灼见。其中最受关注的包括:双循环、市场改革、金融体系、投资、开放。小编特把各个热词下的嘉宾发言金句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1

双循环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双循环的主体是国内大循环,但在这方面,国内市场和制度环境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例如技术、资本、土地、数据等各方面都面临不畅通的问题,依旧需要靠自身努力以及扩大对外开放,做到“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既要靠自身努力,集中精力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也要打开大门,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比较优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双循环中内循环和外循环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外循环是手段,内循环是目的,通过内循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应对新的国际形势的变动,考虑到贸易战对经济的冲击,需要供应替代的问题,早期我们发展经济有谈过进口替代,而现在有了新的进口替代考虑,例如有的进口产品我们过去可能没有,现在需要我们自己重新组织生产,同时我们也会考虑科技拓展的问题。既然国际市场有了一些变化,我们一方面还是要积极争取,包括市场开拓。另外一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国内循环。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有了一个相当的规模,但是我们这个市场还是很分割的,各省基本以省为际,那这个这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进一步推动一下我们国内市场的改革,促进联通。

我们经济经过了四十多年长期高速的发展,规模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甚至是几十倍、几百倍的各种衡量指标提升。现在也到了一个时间,开始要调整我们的思维,不是以速度、以规模作为我们最终追求,而是更多重视效率。

2

市场改革

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勇:我们说金融风险改革就是去杠杆,微观杠杆是企业总负债除以企业总资产,宏观杠杆就是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除以GDP。这两个指标怎么让去杠杆去的更好一些,做大私募,做大股东权益,做大GDP。特别把这次要素市场化的配置体制改革做好,在我看来这个制度其实就是一个扩张的市场元素,把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放在一起,希望它更加市场化,就应该能带来增长性,带来更好的可持续增长。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我们在波动和稳定之间要考虑的是,让我们的政策、法规,尤其是执行政策、执行法规能够保持稳定,波动让市场去波动,市场本身就是应该波动的,市场不应该是始终平衡的,但是我们执法执行监管政策应该要稳定,就是要严格执行,不应该是变动执行。比如我们一些监管政策和法律规定,随着形势的变化做一些调整,这是应该的,但是调整以后,执行当中必须是严格的,所以执行法规、执行政策不应该是宏观调控的手段,或者是宏观调控的补充手段。

朱云来:从发展阶段角度来讲,经过了四十年长足的发展,如果过去是注重规模速度, 连续四十年均近 10%的发展,未来40 年,我们是不是更多需要来看效率,逐步推进市场化。如果我们推进市场化还是可能出现新的问题,但还是要坚定逐步推进,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能有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规模投资的结果会产生大量的存量,如果它没有效率,未来的产出率很低,这样的话我们以前投入的收益就不会高。

3

金融体系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金融制度所面临的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践,加快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只有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才能给予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

 

张晓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培育壮大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打通科技驱动-现代金融-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增强金融与产业链的融合度和协同性,在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传统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如此才能为支持双循环,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构建一个高效完备的生产供给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新发展格局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答案就是要有一个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什么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

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这样一个大趋势下,金融是不是给力,能够让国家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

第二个方面我把它总结为要解决好三大失衡。三大失衡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叫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在三大失衡的这个方面要有新的答案。

第三个方面,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要有利于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

4

投资

黄奇帆:“一带一路”的建设深刻体现了双循环的特征内涵。“一带一路”对内是要带动商品和要素的市场流通,对外是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通过“五通”,打通国内外的商品、要素市场,优化配置沿线国家的既有资源。“双循环”与“一带一路”都是用循环来实现畅通,用畅通来创造价值。“双循环”战略将为“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强大的机遇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所实现的“五通”也为“双循环”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发展平台。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肖钢:要保护好我们国家的海外权益,同时要保护好外商在我国的投资权益,这方面加大力度。要从供应链的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加强海外投资权益。中国应该说是全球供应链辐射中心,另外一方面也是供应链重要的需求方。我们很多东西需要进口,特别是一些关键的零部件需要进口,所以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至安全关重要。

 应该把海外投资权益保护作为国家治理新的使命,一个国家海外投资能力的高地不仅仅是看数额、覆盖面,还要看本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是否真正获得了东道国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的待遇,所以从宏观层面来讲,海外投资权益保护是一个国家政治实力的体现。要特别重视国内的制度建设对海外投资保护的支撑作用。

 

刘尚希:我们现在的投融资体制下很多是中央做规划,然后要求各级政府去实施,结果在修路的过程中,能力强的把这条路修了,能力弱的,没钱的迟迟修不起来,这一条路就难以打通。还有,区域之间处于各自的利益的考虑,会导致出现我们常见的断头路,就是在区域的边界上就差了几公里,这条路就不通,这条路花了大量的投资,但因为就差了几公里,这条路完整的功能就不能发挥出来。从空间上来看,这条路的价值就大大降低。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春玲:我国的投融资体制以项目为中心,这源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本身变成目的,铺摊子上项目,有了项目实现投资拉动,实际上投资拉动的边际效应缩减,造成了高债务,现在去杠杆很大程度去的是高债务。改革开放40年以项目建设为中心的投融资体制走到今天,在体制机制上基本上已经推不出什么更新的东西了。我们需要转变到以企业为中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以项目为中心设立基金都是一级,如果以企业全生命周期为核心来围绕推动投融资体制,你就会把企业本金,借款融资,一级股权,二级上市,新改扩,存量,都做一个统筹的安排。

投融资体制促进双循环,双循环是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由简单生产扩大和再生产,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投融资促进双循环,双循环是投融资的助推力,四个环节中生产是决定因素,消费是目标,分配和交换是桥梁。每一个环节都有内外循环,生产有内外循环,分配有内外循环,电商可以在全球进行,每个环节有内外循环,环节之间有内外循环。

 

朱云来:我们要考虑什么是市场真正需要的,由市场主导发展。也许会存在错的可能性,但是不断地试错,相对清楚能够评判一个企业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有效还是没有效的,这样就能够防止低效率,也可以促进经济和企业高质量的发展。

投融资的改革也是围绕着同样的道理,因为你投谁,融资应该什么政策,它是要以市场为基础的,如果是简单根据经验判断、理想的假设做出来的决策,可能导致投资的结果会失败,这样市场也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如此的结果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刘尚希:经济社会的价值进一步延伸,是人的价值,就是所谓人来做文章,这也就是把中央一再强调的“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么一种新的发展观念落实到政府投资当中去,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要很好地把这种“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进行转化,转化成我们投资的一些准则,转化成投资的价值导向,这是我们需要加强的。

所谓落到人身上去,就意味着政府投资要促进人的能力的提升,要能促进人的流动,要促进人的公平,促进人的健康。总之,政府投资是以价值为导向,最终就是人是最大的价值,只有回到这一点上来,我们才能真正清楚政府投资的评价标准,要不然政府投资可能就会被各个部门的具体评价标准所左右。我们应当对政府的投资,政府投资的项目都应当建立一种价值导向的评估框架,对这些不同维度的价值进行综合,然后进行统一度量,纳入项目库,体现到规划当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政府投资变得真正有效。

5

开放

陈元:坚定推进对外开放,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可以通过鼓励外资和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增加国内金融领域的竞争水平。还需不断优化金融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能力,在金融开放中寻求开放与安全的平衡点。

 

张晓慧:必须坚定地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尽管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但是国际经济联通交往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此前我国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多的实质性进展。我国金融开放的现实与国际通行标准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其实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我看来,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来推进开放。按照这个衡量标准,我国金融业的开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中外资持股占比不到5%,债券市场外资占比不到4%,人民币占全球储备资产比重不到3%,银行业外资占比不到2%,所以说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美国利用霸权地位非常大的情况下,我们最大限度能够做到的是扩大我们的金融开放,用金融开放对冲或者限制特朗普政府疯狂的这种举动。金融开放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第一,增加特朗普政府和中国进行金融脱钩的一个成本。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技术领域,对华为的禁令已经延长执行了好几次,这个原因就是美国的这些企业不愿意和华为脱钩。。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一旦停止对华为供货之后他们的损失是巨大的,对有一些企业来说它的损失恐怕和华为一样大,这个成本使得他们不愿意脱钩。

另一方面,我们让美国的这些金融机构更加自由的进入中国,他们和中国产生更多的联系,可以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纽带。国外的银行来了,国外的金融机构进来了,因为金融属地性质,本地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不大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国外的银行能够和国内的银行实行全面的竞争,国内的金融机构有很大的本土的优势。

 

我觉得金融开放还要和金融监管的改革,以及和国际接轨结合起来。我们知道从2018年之后连续两年去杠杆,去杠杆的方向是政府的,因为在那个时候金融领域的纪律是非常松弛的,很多地方也出现了问题,特别是P2P这个领域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中央政府开始去杠杆,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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