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书为何在10年前的中国能卖680元？——我看《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的价值

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中国金融出版社在2007年发行了六卷本《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文集收录斯蒂格利茨与信息经济学相关的107篇论文，展示了他对现代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斯蒂格利茨是当代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文集收录的107篇论文还不到他论文总数的1/4）。当然，多产学者不少。文集的售价高绝不仅是因为作者多产，更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涉猎广泛、自成学术体系，在政界颇具影响。

他将以往的主流经济模型归纳为“竞争均衡模型”。这类模型力图从各类经济活动抽象出一个信息透明的“市场”。在这一个个抽象市场上，买方与卖方集中交易，而理论中灵活变动的价格就反映了买卖双方需要知道的全部信息。斯蒂格利茨却关注信息不完美和不对称给市场各方行为造成的影响，横跨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领域，找出了竞争均衡模型的不少短板。

当然，稍有经济学素养的读者会想，斯蒂格利茨并非发觉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缺陷的第一人。

然而，以往多数经济学家都在传统模型的框架里“修修补补”（即放宽一两条假设再分析），但斯蒂格利茨在“批判传统”的广度和深度上高出一筹，以“信息不对称”的视角提出了“新范式”。

大师与工匠的区别就在开创性的大小。同理，一位学者或许可以止步于纠正错误，“经济学家”却一定要做出开拓才能奠定地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为斯蒂格利茨写的序言侧重学理层面。钱点评道，“斯蒂格利茨在非对称信息的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把他在理论上的洞察力应用于看似无关的不同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分析帮助我们理清市场失灵的原因，也有助我们理解计划和政府干预市场的局限，更现实的比较了市场和非市场的有效性，为制度分析开启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如前所述，斯蒂格利茨用“信息不对称”探明“竞争均衡模型”的诸多盲区；不仅缩小了理论与现实的偏差，而且发展出非传统但立场明确的政策建议。“新范式”的理论基础在于信息的甄别、选择和激励模型，三者都关注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及其互动。这样，无论是探讨劳动力市场工资管制的有效性、市场竞争法中“垄断”的界定标准，还是“信贷配给”与抵押品要求的局限性，都反映了动态平衡的现实而非抽象静止的理论，特别适合监管者看待市场的方式，因而备受时下政学两界推崇。

复旦大学蒋自强老师编著的《三次革命与三次综合》就以破而后立的视角关注了“竞争均衡模型”的三次迭代。其中，第三次综合即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而斯蒂格利茨恰是萨缪尔森的学生。鉴于斯蒂格利茨为不对称信息理论所做的开拓，斯蒂格利茨的理论或许会被视为第四次革命的开端。

林毅夫为文集写的序言则提炼出当代经济系学生如何体会文集的双重价值。

第一层价值显然是斯蒂格利茨广泛的理论涉猎和精妙的数理证明。第二层价值则在于文集展现了斯蒂格利茨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心——“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如此具有原创性，根源在于他对真实世界的关心。在1963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作I Have A Dream演讲时，斯蒂格利茨是示威者之一。在他出生长大的芝加哥乡下加里乡（一个知名钢铁制造地），他看到许多被迫失业的工人。正因为亲历过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斯蒂格利茨才有坚定的动力提出新范式。”

当斯蒂格利茨还是一名研究生时就得出结论：自亚当·斯密开始、经瓦尔拉斯发展的竞争均衡模型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可以说，成长环境中的收入不平等、以及理论偏离现实的反差深深地刺激了他，也指引着他后来放下教职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坚持用实践去检验理论。

林教授与斯蒂格利茨有过几次见面。9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林毅夫问斯蒂格利茨，为何还没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众所周知，斯蒂格利茨在1979年得到克拉克奖，该奖项被誉为“小诺贝尔奖”）斯蒂格利茨笑称，我的理论还没被纠错（怎么可能得奖）。斯蒂格利茨言外之意是经济理论能正确指导实践的时间很短，往往等不到学者功成名就的那一天。

诚然，事理总在变化，学理也难免过时。大师身上不变的底色是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为志，功成名就仅仅是其副产品。所以林教授说，学生不仅该学习斯蒂格利茨的数理分析、理论范式，更应该学习他观察世界的方法和胸怀。

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学习西方经济学、在博采众长的同时，更应该清晰地看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践检验理论，学问才会扎实、管用。如此，则中国经济学的后浪大有可为。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研究博大精深。我谨在此抛砖引玉。理论问题还请读者慎思明辨，以原作内容为准。

作者：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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