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之变，“虚假城镇化”正在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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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大会上有一件大事，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已经迎来了新的时代之变。

这次大会文件的内容名目繁多，其实我们把各项改革内容串在一起看以后，就会发现很多措施的核心目的都是要高质量推进城镇化。

城镇化老生常谈，最熟悉的议题恰恰是最容易被人忽略而又最容易影响国本的议题。

回望我国过去的发展历程，支撑崛起的最核心的动能只有两点，土地+出口导向的双轮驱动。

这两点是理解我国过去三十年增长模式的基本框架，而增长的核心目标无非两个，提高城镇化和工业化。

理解了这个发展模型，就会发现推动我国经济奇迹那个关键题眼就是城镇化。

大致路径是，我国通过改革开放这个大招，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丝滑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风口，然后再利用国内人力成本优势建成全球的制造工厂，以此向全球出口并赚取外汇。

接着，我国通过累积的外汇储备，继续投资基础设施和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于是大量开发区、工业园和服务工业化的城市新城被兴建，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

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身的同时，城镇化就这样被加速推进。

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地方政府大规模经济建设钱从哪来。

于是，大家熟悉的天才设计土地变现模式横空出世。

依靠我国独特的土地所有制，各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充分提取国有土地开发收获的价值。在不断攀升的地价进程中，相关的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成为各地的重要财源，同时也覆盖了工业化的成本。

整个工业化过程中，通过城镇化撬动大量资金，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动力。

所以过去几十年，我国的发展模型就是工业化加速城镇化，城镇化反哺工业化的循环。

因而不遗余力推动城镇化，成为所有城市的关键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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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模式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我国过去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中的资源错配，尤其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大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导致新进城的人口没有享受到应得的资源红利。

举个例子，比如河南某些县城的城镇化，只是通过产业扩张吞并了农村的用地指标，兴建了一批占地宏大的工业园，然后利用城镇化的名义，千方百计试图让当地百姓进城买房。

虽然当下强制性手段已经很少见了，但是现在的中部省份农村不准在自家宅基地自建新房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等于一直在变相推动农民进城。

但是这些新进城的“新市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城镇化。

这些家庭中的青壮年会去更大的城市进城务工，老年人只能依靠零散工种维持生计，并且这些群体并不能享受到与城市群体等价值的公共服务，和城市生活完全脱节。

这些人都被不同口径统计在城镇化浪潮之中。所以说句很扎心的话，我国当下的城镇化速度虽快，但质量其实并不高。

在城镇化发展史上，有一个现象叫“虚假城镇化”，比较典型的就是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城镇化率都超过了80%。

但和我们想象中的城镇化程度越高，经济水平越高不同，他们的国家经济水平却不是那么优秀。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就是这些国家表面上的城镇化没有消化大量进城的农村人，导致人均收入偏低，从而城市贫民窟众多，现实里每天都在上演警匪片。

在我国，这个现象更为复杂。

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6.2%，基本已经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天花板，但需要注意，我国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发达国家的门槛水准几乎只用了四十年，并且我国的人均GDP也不高。

人口基数大再加上城镇化速度过快，这就造成很多发展上的泡沫无法短时间消化，那些巴西面临的虚假城镇化出现的问题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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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信号是，针对这些问题，大会公报给出了解决方向。

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这是政策层面首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准的就是城市新市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确保他们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城市福利，也意味着户籍制将会进一步瓦解。

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关于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前段时间安徽凤阳县已经做出了备受争议的回购尝试，但那次尝试更像是拿了令箭之后的试点，新的优化政策有望很快出台。

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健全同宏观政策和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优先保障主导产业、重大项目合理用地，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这条剑指取消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进入全国市场的限制，也就是呼吁多年的“地随人走”，用更加灵活的土地交易体系缓解大城市用地建设紧张的局面。

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措施从城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出手，人和地。

既强调新入城居民的市民化，以更公平的方式享受城市资源，同时又从各方面降低城市扩张受到的阻力，更合理的解决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问题。

总的来说，这一系列措施实质上都是在给既往城镇化策略打补丁，目的是改变以往城镇化重量不重质的局面。

既然我国城镇化的决心不可动摇，那么未来的方向就已经很明晰了。

其中一个方向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就需要加大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投入让新市民在城市能找到归属感，同时户籍的限制要进一步松绑，增加身份认同。

另一个方向是，大力加码城市群建设，通过全力给予大城市土地政策窗口，让区域中心城市拿到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增强区域辐射能力和产业集聚效应，集中连片实现更高级别的城镇化。

至于那些处于辐射末梢的地区，因为被高级别城市虹吸了大量人力，因此只能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以及集约农业。

很显然，顶层设计在尽力舍弃过往围绕土地金融的城镇化旧模式，转而走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新征程，这也是一种难而正确的选择。

回看历次三中全会，几乎都有涉及土地层面的改革，但在坚持我国特色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想要再做出颠覆性的闪转腾挪难度极大，因而每一次都是小步向前。

但关于土地变革的决心从未终止，只有城镇化当前的堵点理顺了，划时代的变革才会出现。

当旧的风潮落幕，势必需要这些新的变革来跨越发展路上的陷阱。

大变局时代，不要墨守成规，不要刻舟求剑，不要搞经验主义，也不要有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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