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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23万渔民上岸以后

作者: 澎湃新闻 | 2021-12-22

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刁凡超 发自湖北、湖南

在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28岁的周学兰是劳动力年龄内较年轻的一代渔民。

2019年湖南早于长江流域实施全面禁渔,她和丈夫吴威响应政策退捕上岸,在钱粮湖镇经营起一家风干鱼货店。虽然店铺紧挨洞庭湖,但贩卖野生鱼被严格禁止。

他们从周边养殖水域购进鱼货,白天剖鱼、晒鱼,晚上直播带货。周学兰算了笔账,即便受疫情影响,上岸后也保持了每年一到两万的家庭收入增长。

2021年11月30日,湖南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渔民周学兰正在翻晒自家的风干鱼。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 摄

风干鱼在君山区逐渐走俏

自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启动十年禁渔,这一事关长江大保护的重要举措,也影响着包括周学兰夫妇在内的23万渔民的生计。

今年,澎湃新闻记者多次到沿江沿湖渔民聚居的社区走访,记录不同年龄段的渔民如何在岸上重构生活。记者发现,年轻一代的渔民陆续转型,但相比之下,大龄渔民上岸后的生活面临诸多困境。专家呼吁,渔民上岸转岗的安置工作需要社会更多的耐心、关心和爱心,也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多资源的投入和扶持。

退捕上岸

周学兰告诉澎湃新闻,丈夫吴威是家里的第三代渔民。2015年她从外地嫁到君山,由于晕船,一直是吴威在洞庭湖捕鱼,她在家里忙活。靠打鱼为生的那几年,他们俩每年有十几万的收入,但打鱼要靠天吃饭,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收入波动很大。

吴威、周学兰夫妇店铺内张贴的禁捕退捕“五规范五不”承诺书,承诺不贩卖、加工、销售野生鱼。2019年,她和吴威退捕上岸后主动咨询政策,办理了企业养老保险,政府补助一部分,自己交一部分,解决了往后的养老问题。与渔民上岸同步推进的还有君山区的环湖旅游业,这给创业初期的周学兰一家带来不少客源。游客们玩尽兴后,会带些特产回去,有的会留下联系方式成为他们的固定客源。风干鱼在君山区渐渐走俏,不少渔民剖鱼、晒鱼,陆续转型。周学兰算了笔账,即便受疫情影响,上岸后的收入比以前在湖上打鱼增加了不少。2020年,君山区政府组织开设培训班教渔民直播带货,周学兰也去参加了。如今,晚上不忙的时候她就在直播平台给自己的鱼做宣传。问及直播效果如何,她说,由于带娃忙,直播只是偶尔做,没有邻居家做得好,但她乐此不疲,认为即使直播间里没有多少订单,但至少可以把当地的风干鱼宣传出去。

生计重构

并不是所有上岸的渔民都能顺利转产转业。49岁的冯志军今年有三个多月都在家无所事事。2020年3月,他正式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洞庭湖。由于常年在湖上打鱼,陆上认识的人不多,退捕后找工作并不是件易事。2020年底,有运输船要去湘阴运砂,熟悉水性的冯志军跟其他几位渔民一起上船做起了水手,每月工资4000-5000元。但这份工作只干了8个月,因为采砂项目完工他又只能回到家里等待新的工作。

2021年6月,湖南岳阳,几位大龄渔民聚集在洞庭湖大桥下。冯志军性格内向,话并不多。他喜欢曾在湖上捕鱼的生活,时间自由,且捕鱼交易收入大多是现钱。2003-2008年他们家每年有六七万的收入,2008年之后收入增长到十几万,并且是在每年捕鱼仅几个月的情况下。上岸后的生活让他不知所措:收入明显降低,但家里有八十岁、身体不健全的老母亲,一个上学的儿子(截至发稿时已外出打工),还有一个先天性听力障碍的小女儿,生活开支摆在那里,这对于只靠他一个人收入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压力。“我们身边年龄大的渔民情况很相似,很少有稳定就业的,哪里有事做就去搞一下,没事儿做就待在家里。”冯志军说。来自湖南官方的一份文件显示,目前退捕渔民转产安置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稳定转产就业。虽然人社部门积极采取提供多类型就业技能和创业等培训、引入企业提供相适应的就业岗位、公益性托底等就业安置措施,实现了有就业意愿渔民全部就业,但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渔民因其年龄、文化、身体素质、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企业吸纳就业的比例不高,公益性岗位托底数量有限,稳定就业的效果仍待提升。此外,渔民对社保政策的诉求较多。根据《进一步做好全省重点水域退捕渔民就业和社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湘人社发〔2020〕37号)文件规定,大龄渔民(男性45岁、女性40岁以上)因不能缴满15年保险,无法选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只能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据测算,目前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到龄退休后每月基本养老金根据缴费档次在496至850元不等,与渔民的期望值存在较大差距。政策期待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上海区域主任、中国淡水项目负责人任文伟表示:“渔民传统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上岸以后的很多工作岗位是要‘通勤、打卡’,使得这些转岗渔民短时间内不适应新岗位,加之许多转岗渔民都已上年纪了,一辈子捕鱼,其他工作技能和知识也是有限的,其自主创业的技能和空间也是非常有限,所以做好渔民上岸转岗的安置工作,需要社会的更多耐心、关心和爱心,也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多资源的投入和扶持。”

2021年6月,湖南益阳,一些渔民到当地的水生植物产业示范园上班,部分渔民学起了水草种养。今年WWF选择在扬州的一个渔村进行试点,从渔村规划和建设的顶层设计出发,开发生态旅游项目,依托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客源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但任文伟认为,由于长江幅员辽阔,其上、中、下游资源禀赋差异很大和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不同,所以下游的一些做法并不一定适用于中游、上游,各地的渔民转岗和渔村转型发展的模式要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优势来制定自己的发展道路。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副秘书长钱正义从2017年开始接触渔民群体。他观察到,渔民退捕上岸后在头两年还没有意识到未来会面临哪些问题。因为渔船、渔具回收折算的钱,过渡性补贴发放的资金让大部分渔民手里还有一些存钱,并且不少渔民对政策抱有幻想,认为等长江过两年渔业资源好了,还可以买条船继续捕鱼。钱正义建议,政策的核心应该要解决50岁上下渔民面临的困境,他们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却面临着转产转业困境,生活压力大,心理落差大等各种现实问题。“50岁左右的渔民将来的退休工资低,一旦等到他们拿到第一笔退休工资发现生活难以为继,又因为年龄大无法找到工作,再加上子女又无法赡养他们的时候,生存危机就来了。”湖南省一位禁捕办的负责人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45、50’,即女性45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群体本来就业就很困难,这一年龄段的渔民群体就业就更困难了。大龄渔民群体保障的重点不在于就业,而在于退休后的保障。对于大龄渔民群体社保政策应予以倾斜,应该关注这部分大龄渔民的实际问题,比如,缴纳城乡居民保险的这部分渔民可以经过申请后转成企业养老保险,把缴纳年限不够的部分进行补缴,使老龄渔民将来老有所养。”本期编辑 周玉华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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