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大宗商品行业发展路径选择

数字经济是融合经济和创新经济，代表新生产力和新发展方向。大宗商品行业恰是数字经济融合创新的重要领域。因此，数字经济融合创新赋能是大宗商品行业发展的积极路径选择。数字赋能构建行业新发展格局大宗商品行业具有广泛的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带动效应。大宗商品流通组织、流通结构、交易体系的运行效率是国民经济流通效率的关键性影响因素，直接或间接决定并影响贸易、投资和物流效率及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大宗商品行业的畅通循环是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畅通循环的基础。从当前来看，关键是要将全行业由外循环主导转型到内循环主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应着力促进三个重要经济循环：一是促进生产循环。生产循环是行业循环的主线，也是引领国民经济循环的中枢机制，内含消费循环、供给循环、需求循环、产品循环、企业循环、资源循环、资本循环等一系列的复杂性过程。大宗商品作为现代经济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和中间品，是形成社会再生产结构、经济结构乃至产业体系的关键性因素。促进生产循环的要义在于：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基点，优化产能规模、供给结构、行业布局，以扩大内需和关键投资为杠杆，健全完善内需体系，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领供给的良性发展机制，不断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二是促进市场循环。包括内需市场循环和外需市场循环。在现代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两个市场具有内生性联动效应，但由于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和影响，譬如保护主义、贸易壁垒以及国家干预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两个市场分隔。促进市场循环的要义在于：积极应对国际变局，抓住并充分利用世界变局与中国发展的历史性交汇所创造的战略性机遇，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积极成果，深化开放，优化行业贸易结构，转变行业贸易增长方式，培育新兴贸易，在扩大内需市场的基础上稳定并激发外需市场，建立形成两个市场的联动发展机制，不断增强外需市场对内需市场的的传导效应。要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市场格局，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强化竞争政策作用。要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三是促进供应链循环。供应链体现一系列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现代经济的意义上，供应链的作用不言而喻。在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供应链管理往往被定义为面向核心竞争力建构的基础性战略，因其丰富的经验沉淀和知识积累而被认为是促进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这足以表明供应链变革的经济效应。促进供应链循环的关键在于实现供应链协同创新。当前来看，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核心在于促进数字经济与供应链管理的全面融合，即在现有供应链模式基础上实现数字化协同创新，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供应链协同创新赋能，通过构建线上-----线下、实体----虚拟交互作用的产业云平台，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不同环节、生产者与消费者链接，形成产业互联网，充分发挥平台引流、集聚和配置资源功能，不断增强面向现代复杂性经济的敏捷性适应性和协调性。供需协力促进行业贸易转型供给侧-需求侧协同发力有利于延续经济改革的一贯性——保障供给、促进流通、提振消费、优化配置以及“稳增长、调结构”，但由于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非线性结构，往往导致政策设计在追求增长与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不对称。因此，如何找准转型增长发力点十分重要。国际贸易链接我国大宗商品行业供给侧-需求侧两端，是创造我国大宗商品行业新增长动力的重要传导机制。应着力构建五个核心协力机制：一是大宗商品贸易转型与制造业转型协力机制。制造业是我国大宗商品贸易增长的产业经济基础，但由于其低端价值链定位，导致了我国大宗商品贸易的低水平均衡格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贸易增殖率与贸易贡献率之间形成明显剪刀差。第二，贸易低技术含量，RCA长期徘徊于低水平线。因此，如何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格局，需要大宗商品贸易与制造业协同转型。二是传统大宗商品贸易增长与数字贸易增长协力机制。传统贸易具有良好基础和规模经济体量，但增长缓慢，边际潜力递减，主要集中于劳动或资本密集型领域。数字贸易基础较弱、体量规模不足，但增长较快，边际潜力递增，主要集中于知识或技术密集型领域。传统贸易仍是我国大宗商品贸易重心，短期内显然不能完全抛弃，数字贸易是我国大宗商品贸易的发展方向，长期内必须全力促进。三是大宗商品贸易转型与跨境经济协力机制。包括跨境投资、跨境并购、跨境电商、跨境金融等。在这些跨境经济领域，大宗商品贸易转型增长理论上具有多方面的嵌入性通道，而实践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构这些通道。将大宗商品贸易转型增长嵌入跨境经济领域，必将促进我们在全面国际化视野和国际经济大格局下寻求大宗商品贸易新增长点。四是大宗商品贸易转型与国际产能合作协力机制。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国际产能合作带动跨境投资建构跨境产业链，是缓解国内产能压力的积极路径选择。国际产能合作集中指向于我国制造业（尤其是装备铸造业），而制造业又是我国大宗商品贸易最大的边际供给领域，所以通过制造业的链接，大宗商品贸易具有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内生性契合点。特别是对资源、能源、化工、农产品等大体量大宗商品而言，国际产能合作创造了新的外源性需求。五是大宗商品贸易转型与新型开放经济战略协力机制。首先，积极嵌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是一个人口众多、腹地广阔的经济区域，虽然沿线国家存在国情和制度差异，但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增长国家，是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中具有极大增长潜力的可贸易区域。其次，积极嵌入国家自贸区战略。我国目前正致力于建设多个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努力构建包括周边国家----中心国家----外围国家的一体化自由贸易区网络。在自由贸易区体系下，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的制度供给以及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更灵活性的贸易政策安排。自主创新融合增强行业自立我国大宗商品行业一直以来的发展偏重于全球资源链、生产链或制造链以及贸易链等，而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却受限于发达国家主导，定价权、规则权缺失而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全球价值链外溢效应和垂直分工收益并不明显。由于技术和创新能力不足，在一系列方面譬如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被“卡脖子”的情形依然存在。实际上，今后及较长时期内，我国大宗商品行业仍将面临发达国家在技术、标准、规则、知识产权以及市场准入等多方面设置的多重门槛。同时，由于世界变局、增长低迷、市场萎缩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升，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极大增加了我国大宗商品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尤其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性安全性收到严重冲击。应着力布局三个重要创新融合：一是全产业链创新融合。在广泛的意义上，大宗商品全产业链内涵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产品俩、投资连、金融链、创新链等，实际上是一个复杂性链体。大宗商品全产业链创新融合应以产业链创新融合为主体，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把科技创新落实到行业发展上，以创新链引领产业链价值链升级。关键是：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最大限度保持大宗商品行业产业链稳定性安全性，以替代可能被发达国家断供的“卡脖子”技术为导向和重点，创新处于国际前沿的核心技术，从基础研究开始，致力于产生处于国际前沿的原创新核心高新技术。积极培育高科技企业和平台。加强大宗商品行业产业链国际布局，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价值链，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二是制造业服务业创新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特别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制造业加速向服务化制造迈进，也就是将价值链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不仅极大改善了制造业品质，同时构成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譬如美国制造业中，服务增加值占70%以上，德国制造业65%以上，日本制造业60%以上。与此形成明显对应的情形是：我国制造业中服务增加值仅占40%左右。这实际上也是我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制造业差距的一个重要体现。关键是：必须在统筹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循环过程中实现创新融合。三是供应链协同创新融合。供应链协同创新是一个开源、开放、敏捷、融合的创新体系，即对供应链体系中的各个分形系统进行空间、时间、功能、结构、流程等重组重构，实现“同步—关联—合作—竞争—协同”的溢价增值作用。当前来看，供应链协同创新转型的核心在于促进供应链管理与数字经济的全面融合，即在现有供应链模式基础上实现数字化协同创新，包括新技术迭代、知识建构、管理变革、平台支撑、有效治理等。关键是：首先是上云：借助上云可以实现与客户、供应商的广泛链接，将企业流程由内部延伸到整个产业链，建立更全面的端到端流程。其次是用数：通过大数据分析管理深度挖掘数据价值，特别是基于区块链智能产品实现的数字价值通证的产出、激励和流通，实现跨链系统互联。再次是赋能：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所蕴含的创新潜能促进融合，重塑商业模式优化产业生态，增强流动性供提升合作质量。边干边学加强行业能力建设数字经济是新经济，贯穿了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一方面数字经济中数字成为“关键或核心手残要素”，数字与劳动、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不断融合，反映了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的重要变化和生产力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学习能力成为行业数字化核心能力的重要源泉。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必须持续学习创新知识创新。应着力加强四个重要能力建设：一是加强行业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大宗商品行业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是国家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次疫情期间，大宗商品行业表现出了应有的韧劲，经受住了应急考验，但仍有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增强完善。比如在应急供应链、应急物流、应急响应、应急协同管理等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因此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行业需要在全面应急体系包括行业应急管理机制、重要物资储备应急、精准应急、应急供应链网络、应急人力资源等多个方面加强能力建设。二是加强行业数字化转型与融合能力建设。大宗商品行业数字化融合目前已初见成效，但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行业对数字经济缺少长期实践检验和知识沉淀，在数字经济赋能后如何获取价值创造方面仍显不足；二是全行业对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应用不足，存在偏好性与投机性，尤其在行业的产业链技术迭代和数字集约化方面效率不足；三是融合不充分，从全行业看，金融、投资领域的融合相对较深，而生产领域以及贸易、物流等领域的融合不足。另外，由于行业分割缺乏数据互通的有效性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数字经济融合效应。因此，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行业需要在产业互联网领域，包括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5G生产场景应用等多方面加强能力建设。三是加强行业供应链协同创新能力建设。大宗商品行业供应链体系的大部分仍处于传统格局，受限于传统经济思维、认知和知识而陷入一系列的所谓“协同阻滞”，包括合作、嵌入性、信任、流动性等多方面。实际上，由于这些“协同阻滞”的存在，行业供应链的协同效率尤其在协同稳定性与合作质量等方面一直难以充分提升，这也是大宗商品行业所谓“分割效应”形成的根源。大宗商品行业之所以陷入这些阻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供应链的外源性供求驱动。如何破解这些阻滞，关键在于如何用数字经济赋能和引领供应链变革，促进行业供应链体系向内源性数字经济驱动转型。因此，行业需要在数字技术应用、数据开放共享、平台经济、协同创新网络构建、多层次供应链网络整合等多方面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增强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解决方案供给能力。四是加强行业核心竞争能力建设。大宗商品行业在规范、治理、信用等方面仍存在隐忧。目前，实际中仍缺失关于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性建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技术及其创新是行业竞争力的核心，因此基于技术创新引起的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关键性选择。实际上技术并不是唯一因素，人才、知识、思想、理论、文化、信用、道德、责任、愿景、价值观等也是其核心竞争力建构的重要因素，它们成为现代复杂性经济中大宗商品行业核心竞争力的强有力基础和支撑。激励规制推进行业治理建设数字经济连接政府和市场。因此，数字赋能大宗商品行业发展实际上贯穿了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劣性对市场品质的影响显而易见。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法律治理尚未健全，政府治理成为了替代性选择。然而政府治理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分割”约束，其治理仍难以形成全面覆盖。坚持市场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着力推进三个重要治理体系建设：一是推进法律治理建设。加强立法建设，健全法律体系，完善法律治理的制度供给。这是实现行业全面治理建设的根本性措施。二是推进政府治理建设。在一些重大或重点领域或重点方向上应需充分发挥政府作用，譬如新基建、关键投资、平台反垄断规制、供应链应急管理、重要产业链安全以及稳外贸等方面。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所提供的手段，积极构建面向数字经济变革的新型治理体系，尤其审批、监管、服务等重点职能领域，应深入探索实施新模式，譬如在线服务、全面与重点相结合、事前事中事后贯通监管、重大决策风险前置以及负面清单等。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进一步推进服务信息化建设，扩大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有助于增强服务便利性的各项制度安排。总之，应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当前的创新重点应聚焦于政府职能改革和政府服务增效。三是推进自律性治理建设。应充分运用包括道德、责任、声誉、信用等自律性治理杠杆，加快形成全行业自律性治理体系。

（王永龙：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现代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重点课题“深化APEC全球价值链合作重点方向和路径研究（19GBQY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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